[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8月20日《申報·自由談》。
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1]。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裏：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2]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3]，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4]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哪裏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麽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5]，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6]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麽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