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北大學經濟係先是讀了一年多的本科，然後在1979年秋季提前考取了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畢業後留在西北大學經濟係任教，直到1984年秋季因為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而離開西北大學，前後在西北大學一共學習和工作了七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我首先按照學習的要求認真而係統地研讀了《資本論》，甚至研讀到了連某些重點段落和重點句子都能熟背的程度。當然這個時期也開始大量閱讀當時引進的西方經濟學原著。這段時間我雖然是以學習為主，但也開始思考經濟發展中的相關問題，寫了一些在現在看來還並不是很成熟的小論文。這些論文經過了二十多年，有些已經找不到了，現在還能找到的有：1980年在《西北大學學報》第3期上發表的《試談按比例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實現形式》，1983年在《西北大學學報》第4期上發表的《多勞多得要顧及國家利益和左鄰右舍》，1983年在《贛江經濟》第11期上發表的《如何處理農村生產隊內部的土地級差收益》，1984年在《農業經濟問題》第8期上發表的《略論鄉鎮工業的作用》，1984年在《陝西金融》第3期上發表的《民間借貸——農村金融活動中的一個新問題》，1984年在《經濟與管理》第6期上發表的《略論工業企業的招標投標式承包責任製》，1984年在《農業經營管理》第4期上發表的《我國農業水利發展戰略初探》。在西北大學的這段時間我還協助何煉成教授完成了《價值學說史》一書，全書四十餘萬字，由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因為當時的曆史條件，本書將勞動價值論作為唯一的科學，並以此來分析人類曆史上的相關思想，因而這本書從現在來看，雖然其資料豐富，分析線索也很清晰，尤其是提出了對這些思想家的流派重新劃分的標準，但該書對西方經濟學家關於價值思想的批評是有曆史局限性的，所以這本書打下了深深的曆史痕跡。總之，我在西北大學期間，因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起步，大規模的經濟體製改革還並沒有開始，所以研究工作隻能停留在一些基本的經濟範疇上，隻能停留在一些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小問題上，因而還很難說自己已進入到真正的經濟學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