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係列的統計學分析的結果都表明，個人的詩歌造詣和曆史對其道德品質的評價是高度正相關的。這裏需要強調的是，統計學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的是相關性，而不是百分百的因果關係。為什麽之前我們用了量化的“回歸”模型，最後隻能得出一個相關性的結論而不是因果關係的結論呢？這是統計“回歸”的分析方法共有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說，核心的自變量對應的係數反映的是當這個變量變化之後能帶來的被解釋因素的變化。在沒有其他更多信息的情況下，一般沒有辦法確定兩個因素之間一定是因果關係。它們可能是反向的因果，也可能是有另一個因素在同時影響著這兩個因素。比如，蘅塘退士在編選《唐詩三百首》的時候，有可能會通過詩人在曆史上的名聲來進行詩歌的選擇。如果在編選《唐詩三百首》時有這個考量的話，詩歌造詣和道德情操的相關性就可能是在選編過程中人為產生的一個反向因果的關係。雖然不能直接排除這個關係的存在，但是陳冬華等的研究中也提供了一些定性的證據，試圖排除“以德選詩”這樣的選編標準。“比如，溫庭筠曾經‘代人作詩應考、擾亂科場’，道德不端，世人皆知，並被皇帝禁止參加科舉考試，但其詩作依然獲選。再如，李紳掌權後結黨弄權，且生活豪侈，私妓成群，但其早期所作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依然入選。即便是《唐詩三百首》各自入選了29首詩作的李白和王維，在品德上也不是白璧無瑕，李白曾經附逆李璘，王維亦曾出仕安氏偽朝。在後文的描述性統計中我們可以發現，《唐詩三百首》中的詩人道德不高的也不乏其人。最後，詩選還收錄唐玄宗、杜秋娘、西鄙人、無名氏等作品，其生平及品德或不可考，或未有共識，且每人僅1首，這更能從側麵反映其首在選詩，而非選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