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海外漢學的討論愈演愈烈，不斷有這方麵的新書和文章出現。根據“超星發現”對其海量數據庫檢索結果的可視化呈現，從1990年到2015年，有關海外漢學的介紹、研究、譯注圖書成果雖然呈大小年分布，但總體呈大幅上升的態勢，從1990年的2本，曆經起伏卻總體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16本和2014年的12本。而與此同時，以海外漢學為核心的譯介論文數量則上升得更為明顯，從2002年開始，幾乎一路直線上升，由5篇上升到2015年的137篇，這還是在2015年伊始，本年數據尚不完整的情況下統計的。當然，“超星發現”也許並沒有囊括各年出版的全部論著和論文，所以具體的數字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數字上升的趨勢毫無疑問體現了學界對海外漢學的研究越來越關注、國內對本國文化的研究者越來越重視對外來研究的借鑒，這本質上是對新方法的主動探尋。然而，正在國內學者積極譯介海外漢學的時候，資深海外中國專家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和同樣是老一輩研究者的梅維恒（Victor H.Mair）在北大的專題演講結束之後公開提出質疑：漢學是否已經死了？[30]如前所述，本章所探討的古代文論的海外研究並不完全屬於漢學範疇，但與傳統的海外漢學無疑有著很大的交集，而在海外的古代文論研究方法中，漢學的方法也無疑占據了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說仍然是當今海外文本研究的重要手段。
正如梅維恒在北大的講座中所提到的，海外漢學的研究始於早期傳教士們對中國，尤其是古代中國的探索。[31]對於他們來說，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前提一定是對中國語言文字有詳細的了解，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理解某些特定的文化現象。而要真正了解中國，必先了解用古代漢語書寫的中國曆史和文化傳統，這種迫切尋求了解的態度和對古代中國語言文字這一入門工具本身的癡迷，促成了早期海外漢學研究以文本為依托的文字名物訓詁傳統。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早期的Sinology（漢學）就是以中國為主題的Philology（語文學）。這一現象在多種不同的海外漢學家的論述、演講中被反複提及。田曉菲在2010年發表的《關於北美中國中古文學研究之現狀的總結與反思》一文，提出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在當代漢學界形成了一種“漢學語文學”（Sinological philology）傳統，“譬如說對中古文學中的名物——無論鳥、獸、蟲、魚、草、木、食物、器具還是某種遊戲如鬥雞、馬球、圍棋等等——進行繁複詳盡的查考”。這一傳統雖日趨淡化，但至今仍對北美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產生著重要的影響。[32]而早在1964年，主編《劍橋中國史》的老一輩英國漢學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就在《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文章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漢學研究狀況，認為沒有人會對戰前漢學研究方式的逝去感到惋惜。他認為戰前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Paul Pelliot）為代表，多體現為較為迂腐的考證和長期以來對於一些珍貴而沒有實際意義的名物的濃厚興趣。他認為這樣的研究幾乎走到了一個荒謬瑣碎的極端。[33]然而，杜希德的批判並不意味著這樣的研究傳統就此逝去，相反，他為整個海外漢學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語言文字處理基礎，也留下了老一輩漢學家執著求真、穩健嚴謹的研究精神。正如杜希德在文章中所說的，“狹義的漢學，亦即伯希和誇張描繪的積極意義，歸根結底是對中國文獻進行文本考證和語義學研究的傳統學科，是用以從一堆數據、在這個情況下是書麵文字當中盡可能提取最為準確信息的一係列技術手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