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東搖西擺地走過了近四十年的風雨曆程。當年那些叱吒風雲、無比真誠地探尋“文學本質”“美的本質”“文學規律”以及“創作的奧秘”的領軍人物們如今都已入耄耋之年，其中許多人已經逝去了。而當年那些初出茅廬，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激動得臉頰潮紅的熱血青年們，如今也大都滿臉褶皺、兩鬢斑白，盤算著退休後的日子了。時光如水，思之令人心顫！然而文學理論向何處去以及相連帶的中西問題、古今問題等當年曾經糾纏過老一輩們的困惑，卻像服了長生不老藥一樣依然健在著。莫非困惑注定是當代中國學人的宿命嗎？
對文學理論近四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學界早就開始反思了。現在我們對當年圍繞“審美本質”“審美意識形態”“主體性”“方法熱”“向內轉”等話題的討論已經清楚地明了其緣由與得失。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等也早成了令人生厭的老話題，甚至連“理論之死”“後理論時代”等提法，也很難吸引人們的眼球了。新一代學人越來越注重對各種當下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具體而細致的分析，而不再熱衷於純理論概念的炒來炒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似乎更加困惑了：這門學問真的還有存在的合理性嗎？這就意味著，反思與批判依然是當今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任務。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曆程，我們的文學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西化”了？中國古代文論在中國今日的文學理論話語體係中占有怎樣的位置？我們的文學理論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身份，這種文化身份是必要的嗎？如果是必要的，那麽如何才能建立起來？這些問題都隻有通過反思才有可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