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主題，看一看人性論與“本”、“末”思想的關係。
前麵講到，在“本”、“末”思想上，儒家和法家形成了兩極，儒家對工商“末”業相對寬容，而法家則較為嚴厲，我們看到，在人性的問題上，儒法兩家再次成為兩種主要傾向的代表，那麽，二者有沒有內在的聯係呢？看來是有的。儒家傾向於性善（雖然荀子主張性惡，但並不否認人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而向善的可能），故而倡導自律，對人寄予了厚望；法家則力主性惡，因而主張絕對地他律，對人則充滿了絕望。這樣兩種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和態度反映在經濟思想和政策上，就是儒家傾向於放任，[197]法家則傾向於管製，兩家對於工商“末”業的不同態度正是這兩種傾向的寫照。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主張人性中既有向善的一麵，又有從惡的一麵，故而在對待農工商業的問題上也就介於寬容與嚴厲、放任與管製之間。正如羅素所言，曆史上的哲學家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即“希望加強社會約束的人與希望放鬆社會約束的人”，[198]而在這兩種觀念的背後無不蘊涵著其對人的本質的思考和認識。
（四）餘論
《莊子·天下篇》雲: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199]
在對待“本”與“末”、“義”與“利”以及人性的問題上，我們所看到的正是一種“道術”隱、“方術”興的局麵。這些相對立的觀念無時無刻不處在一種張力（tension）之中，既相互排斥，又互為依存，並處於此消彼長的變動之中。一方麵正由於它們都偏於一曲，自是其是，故而不能見全貌，識大體；另一方麵，也正因為它們都有所見，故而都有存在的理由。用荀子的話來說，即“因為有所見，才會有所蔽”，這一深刻的悖論正是黑格爾所極其推崇的斯賓諾莎的那句名言——“一切規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的含義之所在。[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