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政治抒情詩”
“政治抒情詩”是“十七年”文學時期出現的一種重要詩歌類型，它以詩的形式抒寫抒情主體——“集體（階級）代言人”對革命曆史、政治事件和政治鬥爭的謳歌與評說，傳達詩人崇高的思想覺悟和激越的政治豪情，它常以鋪陳的手法、分明的節奏和鏗鏘的聲韻實現詩歌的政治鼓動和精神重塑功能，形成這一時期詩歌創作風尚，聚集了一批詩人。可以說，“十七年”文學時期的幾乎所有的詩人，都受到這一風尚的影響，並以自己多寡不一的創作參與到“政治抒情”的潮流中。有代表性的詩人有郭小川、賀敬之、納·賽音朝克圖（蒙古族）、巴·布林貝赫（蒙古族）、鐵依甫江·艾利耶夫（維吾爾族）、饒階巴桑（藏族）、曉雪（白族）、巴圖寶音（達斡爾族）、汪玉良（東鄉族）、木斧（回族）、哈拜（錫伯族）、庫爾班·阿裏（哈薩克族）、康朗甩（傣族）等。
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1950）、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賀敬之的《放聲歌唱》（1956）《雷鋒之歌》（1964）、納·賽音朝克圖《狂歡之歌》（蒙古族）、鐵依甫江·艾利耶夫《祖國，我生命的土壤》（維吾爾族）、曉雪《祖國的春天》（白族）等，被認為是當代“政治抒情詩”的經典詩作。
在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大陸的詩歌發展受到當代政治的影響十分明顯。“政治抒情詩”是這一時期詩歌積極介入政治而生成的一種典型的當代頌歌形態，由於這種詩歌形態有助於確證新政權的合法性，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認同感，激發民眾的生產鬥爭**，它最終普泛化為當代詩歌的主導樣式。這類詩歌歌頌的對象主要為新生的“共和國”、新政權的領導者及“工農兵”。就藝術資源而言，“政治抒情詩”既繼承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詩歌”的革命鬥爭精神，又發揚了中國現代詩歌浪漫抒情傳統，同時還吸納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提出的“無論是歌，還是詩，都是旗幟和炸彈”的詩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