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七年”時期文學的特征
“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其主導的創作傾向是革命現實主義。文學與時代政治有著緊密的關聯，並自覺充當政治代言者和時代傳聲筒的角色，與此同時，作家們也在多重限製中努力尋求文學的創新，意圖對以往的文學有所超越。
取材於“革命曆史”的創作是這一時期的主流。它以中國共產黨的現代革命曆史為想象的藍本，用曆史的“長時段”敘事的手法，展現了紅色革命的漫長曆程，以及這一曆程從艱辛波折到最後勝利的曆史必然性。即使是一些非紅色革命的曆史想象，如對於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曆史的表現，也基本著眼於現實的革命意識形態的先驗性佐證。而作為中國紅色革命曆史發展的當下階段的“十七年”政治現實，當然也是這種文學的曆史想象的重要部分。“十七年”時期文學的現實想象，大都與共和國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相關。在這些有關現實的文學敘事中，在題材上有一部分是關於城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工業革命的，如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和《原動力》，但大部分是有關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的敘事。
“十七年”時期也出現了一些“邊緣性”敘事作品，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表達了知識分子的頹廢心理，宗璞的《紅豆》中所展示的“愛情”與“革命”的矛盾性，在當時是具有特異性的；而王蒙等人所創作的被稱為“幹預生活”的作品，則披露了官僚主義對現實生活的腐蝕性侵害。
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的文學在表現內容上大都可以稱為“頌歌文學”——歌頌中國紅色革命的曆史，驗證曆史發展的必然邏輯；讚頌革命的現實，想象現實的光明燦爛，並將未來的理想想象為現實的一部分。文學以符號的形式，參與構建著政治的烏托邦。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呈現為一體兩麵的形象：文學反映政治，甚至圖解現實的政策；政治影響文學，甚至侵入文學，將文學變成政治。文學慣常作史詩性敘述，而它所建構的是想象性的革命曆史。戰爭敘述是這一時期文學史詩性敘述中最為突出的表象。文學直接表現兩個階級和政治集團的戰爭，或表現具有界限分明的鬥爭的戰爭化生活，並在一種革命的道德理想主義之下，創作主體直接介入，對處於對立狀態的敘述對象進行美醜善惡的誇張性表現和立場分明的道德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