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向全國發出的抗戰決心與意誌，是有著攘外必先安內乃至不抵抗劣跡的國民黨難以相比的。萬裏長征被詮釋成為北上抗日，從而贏得了全民族的人心。加上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已不是國民黨政府眼中的“非法組織”，因而1938年是大量文人奔赴延安的年代。延安很快成為可以與重慶、昆明、桂林、上海等地可以相提並論的一個文化中心。但是奔赴延安的文人也把多元混雜的五四傳統帶到延安。丁玲作為中共黨報《解放日報》文藝欄的主編於1941年10月不但發表《我們需要雜文》進行號召，而且發表了蕭軍、艾青、羅烽、王實味等人的文章，他們在魯迅的旗幟下要求創作自由獨立，要正視現實的黑暗。王實味除了在《野百合花》中暴露了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又在《穀雨》上發表《政治家·藝術家》，該文既像是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在延安的姊妹花，又有正視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精神創傷之黑暗麵的胡風文章的影響痕跡。此外，“輕騎兵”牆報上發表的《龍生龍，鳳生鳳》被國民黨雜誌轉載。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牆報《矢與的》上發表的《零感兩則》與《答李宇超、梅洛兩同誌》等文章，批判羅邁的專斷與延安的邪氣，呼喚硬骨頭精神，對於《矢與的》牆報的爭相觀看轟動了延安。
丁玲、王實味等“文藝家”的言行終於引起賀龍、王震等“政治家”的震怒，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多元化的文藝苗頭成為威脅一元超現代的勁敵。盡管這是一場反胡風、反右的預演，然而在偏安一隅的情況下鬥爭要盡可能縮小範圍，於是言論出格個性孤傲人際關係不好的王實味就成為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知道僅僅批判王實味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要確立一元超現代的文藝模式，就必須在延安統一思想，於是就有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是規定陝北以及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綱領性文件，那麽這個《講話》都解決了那些問題呢？第一，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及文藝家思想改造的問題。文藝是為工農兵等人民大眾的，文藝家要放下小資產階級的架子，到工農兵的生活實踐中改造世界觀。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比是最不幹淨的。生活是文藝“唯一的源泉”，文藝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第二，文藝服從於政治，應是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把王實味的文藝家與政治家的並列關係置換成從屬關係。在文藝批評上要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第三，在歌頌與暴露的關係上，應該暴露敵人，歌頌人民與共產黨，魯迅式的“雜文”與諷刺隻能針對舊社會與國民黨反動派而非人民。第四，否定人性論以及“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在《講話》中人民與其優秀代表共產黨是可以畫等號的，因而反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反對人民。《講話》受到了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的影響，尤其是為什麽人的問題以及將文學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鑒於很多挑戰“一元超現代模式”的文人都是打著魯迅的旗號，《講話》認為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麵，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是完全正確的，但現在的文藝家麵對的是人民與共產黨，因而就應該拋棄魯迅的冷嘲熱諷而代之以歌頌，魯迅就是這樣被高貴地懸置起來。毛澤東逝世前的曆史表明，誰把魯迅的批判精神帶入現實誰就會遭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