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激起了文壇對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抗議。郭沫若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茅盾的《袁世凱與蔣介石》、魯迅的《答有恒先生》等就是對國民黨清黨的直接或間接的譴責。隨後，郭沫若、成仿吾以及從日本歸國的後期創造社成員馮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鏡我等人，與蔣光慈、錢杏邨等太陽社成員一起，發起了革命文學運動。他們倡導革命文學的文章集中發表在1928年1月到8月，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成為從五四文學到革命文學的文學史演變的畫龍點睛式簡括。
在倡導革命文學的同時，他們對於五四文學的代表性人物進行了批判，魯迅成為他們重點批判的對象。成仿吾批判魯迅醉眼朦朧地眺望人生，“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郭沫若的文章更富有邏輯性，他說魯迅替弟弟周作人說話是封建主義的，封建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是反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就是二重反革命，是封建餘孽。錢杏邨的《死去的阿Q時代》認為魯迅的文章陰森森全是黑暗，革命文學要的是光明，現在的工人農民已覺醒而不再是阿Q。此外，李初梨的《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彭康的《除掉魯迅的“除掉”》等文，都是批判魯迅的文章。麵對創造社與太陽社筆尖的圍攻，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鏟共大觀》《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中，以孤傲的個性給予冷嘲熱諷。同時與魯迅進行筆戰的還有橫掃五四文學的梁實秋。梁實秋與創造社、太陽社代表著回歸古典傳統的右翼與激進左翼的截然不同的方向，然而，他們的共性就是對五四文學的否定，而魯迅則成為他們共同的批判對象。魯迅隻是對創造社與太陽社批判他的作者進行回擊，沒有批判革命文學本身。在《文藝與革命》的通信中，魯迅批判了“中國之革命文學家”意在逃避的超時代，卻並未否定革命文學。緊接著，魯迅就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與《文藝與批評》，並鄙薄“中國之革命文學家”的不懂革命文學。後來這被形容為魯迅盜火煮自己的肉，結果是促成了魯迅向革命文學的轉化。隨著魯迅、茅盾向“左”轉與“左聯”的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開始向“左”轉，並且波及整個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