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初到延安，抒情方式與原來沒有什麽大的不同，畢竟同在抗戰的文化語境中，但是“為工農兵服務”與讓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大概在《講話》之前已在延安紮根，否則很難想象，以晦澀難懂著稱的詩人卞之琳1938年到1939年去延安魯藝待了一陣，就寫出《慰勞信集》那種明白如話的詩。隨著“為工農兵服務”以及讓人民大眾“喜聞樂見”成為革命文藝家的政策與座右銘後，延安的詩人就不會再用晦澀難懂的象征與隱喻。於是，延安很多新詩或者是標語口號式的情感放縱，或者是畢革飛、王老九式的順口溜。這兩類詩都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
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不但是在延安，而且在全國都是抗戰詩歌的標誌性作品。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張光年，湖北光化人。抗戰前的《五月的鮮花》謳歌抗日誌士而為人傳唱。1939年到延安，不久就創作出組詩《黃河大合唱》。1940年奉命去重慶，創作懷古長詩《屈原》，與當時曆史劇的興盛相映生輝。皖南事變後赴緬甸，1942年回到雲南，並創作了以緬甸為題材的長詩《綠色的伊拉瓦底》。1944年他在昆明一麵搜集整理彝族敘事長詩《阿細人的歌》，一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和詩朗誦活動，並出版詩集《雷》。1945年10月因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離開昆明。
光未然屬於詩作不多詩名很大的詩人。詩名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很多詩都被譜曲，他的《五月的鮮花》經閻述詩譜曲後廣為傳唱；《黃河大合唱》經冼星海譜曲後成為現代音樂的經典作品。光未然受朗誦詩影響較大，像《黃河大合唱》的多數詩段本身就是朗誦詩，因而在訴諸聽覺的**磅礴與豪氣萬丈的抒情背後，從視角閱讀的角度就會感到缺乏含蓄蘊藉；但他的詩總能抓住時代跳動最劇烈的脈搏，從曆史與現實交匯的文化語境中點出令人共鳴的主題，從而彌補了少含蓄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