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大概是世界上對曆史最為看重的一個民族，這點可從曆朝曆代出現的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中看出來。相對其他民族而言，我們保存至今的各類曆史著作不僅名目眾多、豐富多彩，而且翔實具體、生動逼真，凝聚了一代代文人士大夫們的無數心血與精力。而中國知識精英對曆史編纂所表現出的熱情，連遠在德國的哲學家黑格爾都驚歎不已：“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擁有數不勝數的曆史編纂人員。”[1] 黑格爾的驚歎絕對有道理，但他未必能完全了解中國史學傳統的深遠和在整個文化領域內的尊貴地位。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於各種學位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2] 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數千年的古典曆史中，史官文化幾乎壟斷了所有的文化，哲學、文學等等不僅隻能從史學那裏產生出來，而且還需長期依附於史學而存在。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麵貌各異的曆史熱。甚至有當代學者不無調侃地指出：“中國人就算忘記吃飯睡覺也忘不了曆史，中國人就是一些曆史動物，中國就是個曆史國。”[3]
中國人為什麽對曆史如此看重？對此，不同專業的學者們早已做了深入的研究，並形成了普遍的共識。他們認為這與中國文化缺少一種超驗性的精神存在不無關係。眾所周知，尋求意義是人的基本屬性，人不能像動物一樣僅僅滿足於物質化的需求，他還需要一種精神的寄托，一種自我肯定與評價，也就是說“給自己一個意義”。如果中華民族像西方人那樣“相信冥冥中有一個全知的神，我們就可以讓他來評價自己的行為。隻要我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誠的，那就夠了。”但我們這個民族始終沒有產生類似於基督教上帝那樣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神， 於是，“中國主流文化中評價一個人的任務，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 [4] 而他人的評價不僅包括當時的社會輿論，更包括後世的曆史評價。雖然曆朝曆代的官府乃至主流社會，都嚐試對一個人進行“蓋棺定論”式的終極評價，但實際情況常常還是把是非成敗留給了後人加以評說。尤其是當中國人對自己所處的社會政治極度不滿與失望的時候，幸虧還有更為久遠、更具精神超越性的曆史作為最終的評判者，使得他們不至於對人生、對社會和整個世界喪失信心。雖然中國人心目中的曆史，不像西方文化中的上帝那樣全知全能、至高無上，但至少構成了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一種對現實政治和世俗權力的反抗乃至超越。正是憑借這種對曆史的高度信任與信念，民族英雄文天祥才豪情萬丈地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並得到了後世中國人的深切同感與共鳴；正是依靠曆史天理昭昭般的懲惡揚善之功能，那些良知未泯的普通百姓才能以達觀與樂觀的胸懷，抱定一顆相信未來的心靈；而那些在茫茫暗夜中蝸行摸索的仁人誌士們，也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因此對曆史的看重，事實上決定了中國人最為根本的價值觀與人生觀，使得他們能在紛繁複雜的滾滾紅塵中，保持相對理性的頭腦；在對俗世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追求中，懷持一顆相對高遠的心靈。要知道中國人最怕的就是“遺臭萬年”，最向往的則是“千古流芳”“永垂不朽”。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也反複證明了這一曆史規律：我們的古人對於“當今聖上”自然是不敢輕易反抗乃至非議的，因為那涉及直接的利害關係，誰敢拿自己的前程與身家性命開玩笑？但對於前朝的人與事，當然就無關緊要了，於是是非成敗逐漸地具有了曆史公論。甚至連當今聖上也會出於自己的統治需要，而加入到對“前朝”人物的評頭論足之中。然而當今聖上們卻並未充分意識到：百姓對自己也絕非“心服口服”，他們把所有的不滿、牢騷與憤怒都深埋在心底，他們也有足夠的時間與耐心，等到“當今聖上”走進曆史的那一天。正所謂善惡自有報應，“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曆史就是以這樣奇特的公平與公道，輪回般地延續了數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