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最早記述了春秋末期吳越兩國爭霸、結仇、攻伐始末。《國語》《史記》等史家傳略也不同程度地記載了勾踐通過十年生聚，十年教養，最終一雪會稽之恥的經過，成為描畫勾踐文學形象的藍本。東漢的《越絕書》則在上述史書記載的基礎之上，吸收了很多民間傳說，增加了“計獻西施”等情節，成為後世演史類小說的濫觴。趙曄的《吳越春秋》則增加了勾踐為夫差嚐溲之事，更加傳奇地表現了勾踐能屈能伸的性格；於勾踐嚐膽的情節之外，加上了民間傳說對勾踐勵誌精神的想象——“臥薪”的環節，遂形成了勾踐臥薪嚐膽的完整故事情節。與此同時，趙曄還展現了勾踐性格中“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一麵，突出了其殘戾、刻毒、寡恩的性格。
勾踐形象逐漸豐滿、定型，戲劇性、傳奇性逐漸增強。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表現這一極富戲劇性的曆史人物形象的戲曲的數量卻不太多。目前可考名目的有元代話本《吳越春秋平話》、關漢卿《進西施》和宮天挺《棲會稽越王嚐膽》、趙明遠《範蠡歸湖》，可惜都已失傳。目前可考、最有價值的戲曲作品是明代梁辰魚所作《浣沙記》。
《浣沙記》以整個吳越戰爭為背景，將範蠡與西施作為主人公，以其兩人的愛情命運為線索，敷演吳越兩國爭霸的曆史過程，表達出對國家興衰的感歎和沉思。越王勾踐作為這段曆史風雲中的國家代表，則是一個包羞忍辱、禮賢下士、重任謀臣的賢明君主。
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勾踐既是一個深謀遠慮、克勤克儉、寬眾愛民的君王，也有著封建君主刻毒寡恩、剛愎自用的一麵。在不同的境遇之中，這個人物自身就有著複雜的性格變化，也正是這樣的複雜性賦予了勾踐藝術形象塑造的廣闊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