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廣為人知的古代人物西施的悲劇命運被劇作家們紛紛賦予新的審美內涵。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至少包含題材的先天條件、時代背景的影響，以及作家自身的個性因素三方麵的原因。
首先，從該題材的先天條件來看，古老的西施傳說在曆史沉澱下形成的品質是其被現代戲劇家所青睞的重要原因。從古至今，作為“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演繹西施傳說的文學與戲劇作品流傳久遠，在民間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對於現代劇作家而言，這正是得天獨厚的便利資源。郭沫若在談及曆史劇的創作動機時認為，“迎合觀眾”是創作曆史劇的原因之一：“在內地的鄉鎮上，假如演一個現代戲，那就隻有很少觀眾，他們都不要看那隨地皆是的現實。這也是幾千年來的習慣，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數喜歡看曆史劇。戲劇的演出自然不能沒有觀眾，為了迎合觀眾，就不能不寫曆史劇。”[1]因此，選取以西施傳說為題材創作戲劇，具有一般曆史劇題材對象所共有的優越性，即“有著為一般虛構性作品所沒有的題材對象知名度高和經受時間反複冶煉鑄就的先預性強、哲理持重的特長”。[2]
其次，從時代背景來看，曆史人物走進現代戲劇的敘事領域來自時代話語的召喚。西施作為一名被弱國進獻的女子，她的個人命運與國家的政治活動有著緊密的聯係。這一形象在現代中國紛繁複雜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被進行多種解讀的可能性。五四之後，戲劇被賦予了反映時代、人生，負擔社會教育的啟蒙任務。“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誌。第二，須使個人擔幹係，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3]易卜生劇作中所表現的這種思想，為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劇作家們所直接采納，也被後來的劇作家們所吸收。在30年代創作的相關劇作中，無論劇中的西施是否照襲曆史傳說而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大都或濃或淡地被賦予了能為自己的命運“擔幹係，負責任”的覺醒者色彩。賦予這一曆史人物以獨立的自由意誌，並將其塑造為具有“獨立的人格”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五四思想革命的巨浪在現代戲劇領域內的激**與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