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中國文化的傳承來看,近代社會是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時期,而且在這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當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西學東漸”所帶來的中西兩大文明的衝突。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認為中國近代史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場最廣義的文化衝突。所謂的廣義文化衝突,實際上就是指新舊文化、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隻不過這種衝突的範圍延伸到了各個領域。作為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之一的胡適,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談到近代文化新思潮,將其歸納為兩種趨勢:一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諸問題;一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他所說的這兩種趨勢恰恰接觸到了文化變革的兩個本質,就是實學與西學。這種思想還在曆史學家的有關描述中得到了印證,如齊思和在《魏源與晚清學風》中提出清代學術“三變”,也就是清初的大儒厭棄空談,講求典章製度,篤行實踐;乾隆、嘉慶時期,學者因為文網嚴密,所以專心於考據之學,從而投身於一種純學術的研究當中;道光、鹹豐時期,戰亂迭起,學風又為之一變,學者紛紛厭棄考證之學,代之以經世致用的思想,企圖實現富國強兵的願望。從這“三變”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近代文化實學與西學之間的複雜關係。換句話說,齊思和所說的“三變”之中,第一變和第三變就是西學和實學相結合的兩個階段,而這個過程之中的東、西方文明的衝突,深刻地影響著傳統文化的現代進程。
一、“西學東漸”的肇端
自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入居肇慶開始傳教,西方文化就開始逐步輸入中國,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西學東漸”的肇端,並由此引起了中、西兩大文化在曆史上的首度直接交匯。但是這時的“西學東漸”勢頭還不是很強勁,直到明末清初,我國曆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西學東漸”的**,此時西學的傳入和實學的複興形成了有機的聯係,從而改變了明代文化學人“空談心性”的疲弊之風,使學風出現了由虛返實的轉變。文化學術的變化,常常與政治的衰落相聯係,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其中也包含著拯救國家衰亡的意識。但是,這一時期與前朝學風的衰變又有了明顯的不同,這個不同點就在於對異質文化吸納的不同態度。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更多地體現了對西學與實學的吸納與接受。從實學的角度來觀照西學,當時兩者之間的聯係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當時提倡實學思想的學者都是接受西學的先驅,如徐光啟、李之藻、王徵、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傑出代表。從學理上看,當時的學者也大多肯定了實學的優點,如徐光啟的《泰西水法序》就從實學實用的角度出發,提倡接納西方科技知識,促進了當時學風的轉變。二是當時實學出現的與西學相同的“經世致用”價值觀,動搖了中國古代聖學、經學傳統中“重道輕技(器)”的思想,這也決定了士大夫階層對西學“技藝”的認識與接受,像王徵譯繪刊刻《遠西奇器圖說》的目的就著眼於有利“民生日用”。這種思想不僅代表了一批接受西學者的共同理念,而且也引發了近代的文化思潮。然而,宗教、科技、文化的傳播絕不會孤立地進行,它必然與政治、禮俗相互滲透,所以盡管這一階段“西學東漸”的方式與後世相比較為平和,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兩種文明的衝突已經潛藏在其中,並且不可避免。清代康熙年間發生的“禮儀之爭”與相繼而來的“百年禁教”,就是這種衝突的一個階段性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