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四本關於民國社會教育的專著，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更不曾想到洋洋灑灑寫了數十萬字。與上一本《民國社會教育研究》用盡洪荒之力的艱澀相比，寫這本書卻格外酣暢淋漓，那種“與君初相識，猶如故人歸”的感覺，伴隨始終。
這本書的由來，頗有幾分峰回路轉、雲舒霞卷的意味。2015年11月初，學術會議上偶遇學長儲朝暉，讀博士期間他高我兩級，多有交往，他聊起正組織人馬做“民國教育社團史”，問我可有社團推薦，可有興趣加入。我當時已接下浙江大學田正平老師的征召令，承擔著《民國社會教育研究》撰寫任務，無暇他顧。回來後，和學生李媛說起此事，覺得中國社會教育社很值得一做，她正開始攻讀教育史的博士學位，自告奮勇嚐試一下，我們一起討論了框架，並和儲師兄做了對接。李媛開始頻繁往來國家圖書館，社教社四次年會報告和《社友通訊》是大宗資料來源。按照叢書規定，要以時間為維度呈現社團發展脈絡，大綱幾經修改，資料日多，她卻日益焦慮，為寫不出新意反複糾結。我當時正陷入《民國社會教育研究》煎熬中，對史料僅能草草瀏覽，提議不妨從經費、社員發展、政策參與等方麵試試，至於如何進入，如何兼容現有框架，卻難以給予多少實質助力。後來，因開題壓力李媛中斷嚐試，社教社研究出師未捷，懸空擱置。儲師兄再三希望我能接手，不善於說不的我隻有硬著頭皮，答應等書稿完成後試試。2017年3月結束《民國社會教育研究》書稿創作，我正式進入社教社專題研究，經過月餘資料閱讀梳理，恍然發現，如果沒有對整個民國時期社會教育的整體把握，沒有對其時社會語境的深切體會，就難以理解社教社中的其人、其事，更難以進入它搭建的政學兩界的公共話語空間，換句話講，如果沒有經過十多年學術鋪墊，麵對社教社，或許我一樣束手無策。此時，方才明白這個選題對初涉社教研究領域的李媛來說，是多大的困難所在，她聽我說起這些感受，半開玩笑地講幸好她勇於放棄，沒有毀掉社教社這個好選題，兜兜轉轉，一年半過去了，再次遇到，便是“不早一步，不晚一步”的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