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
第一節 “兩個批示”的問世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引發的嚴峻形勢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劉少奇在報告中認為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彭真認為“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1]毛澤東則表示要“第一個負責”。緊接著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使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極大的鼓舞，使得自1961年以來迫於形勢而進行的調整工作愈加明朗，開始出現成效。但不久聯係到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錯誤的清算，深為擔憂的毛澤東很快將這一切視作受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北戴河會議”）上，他將黨內對於“大躍進”運動的不同看法以及在農業和知識分子政策方麵的局部調整，指斥為“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反對國際修正主義與國內各種問題聯係起來[2]，在意識形態領域迅速逆轉，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全黨把工作重心再次轉向階級鬥爭。第二年，毛澤東提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強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從而在全國城鄉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終於演變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成為無產階級“**”的前奏。
在1964年年底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時，毛澤東開始透露出階級鬥爭的矛頭所指。當他與劉少奇等人在對“四清”運動性質的評判上發生分歧時，即嚴厲批評了劉少奇，並指責北京存在著兩個“獨立王國”。如果說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九評”，公開與蘇聯共產黨論戰是在群眾中為這場鬥爭做輿論準備，那麽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的“四清”運動就是廣泛發動群眾參與政治鬥爭的預演。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目標所指直逼黨內高層。同時，“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很快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個人崇拜之風無限膨脹。權力基礎、輿論基礎和群眾基礎一切準備就緒，作為無產階級“**”的指導思想及其理論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運作方式也基本形成。一年後，毛澤東終於明確指出了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震驚世界的“**”轟轟烈烈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