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台港小說界，無論是創作題材，還是藝術風格，均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態勢。
蘇偉貞、朱天心在這一階段創作了係列展現“外省人”處境和心態的“眷村小說”。所謂“眷村”，乃國民黨遷台後為其帶有家眷的中、下層官兵提供的住所，少則幾家幾十家，多則成百上千家聚落為村而得名。“眷村小說”的發展，不僅因當時族群問題凸顯的社會背景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一改以往著重於對眷村正麵描寫的傾向，轉而注意觀察和揭示眷村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缺失。
蘇偉貞的小說《離開同方》圍繞眷村幾位精神失常人物展開一幕幕悲泣的故事。段叔叔是一位孤僻的潔癖患者，又是個一挨近老婆便渾身發抖的性障礙患者，最後更發展成自虐狂；李媽媽是個具有表演天賦、本能流溢而理智喪失、無法說出其子女的父親是誰的精神病人；袁伯伯是個**不羈、酗酒尋歡的男人；方媽媽則因獨生女兒的失蹤而躺在**怪獸般嘶喊。這種病態心理和性格甚至傳染給了下一代，袁寶因高燒而導致癡呆；狗蛋從小寡言少動有種神秘感；修養甚好的趙慶竟是告密者和殺人凶手；三歲的小白妹也因過於敏感而嗜睡，整個村子好像都有瘋狂的傾向。當然，作者之所以刻畫這些形象，並非為搜奇獵怪，尋求刺激，而是要借此表達對眷村乃至某種時代社會問題的深刻觀察。因為這些人的精神病變顯然與他們曾飽受離亂之苦不無關係，而且眷村現實氛圍本身的壓抑、窒悶更是導致心理病變繁多的重要因素。在蘇偉貞筆下，眷村從一塊汙泥濁水中赫然挺立的淨土，一下子淪為混亂不堪、瘋狂沒落的淵藪，這固然會令眷村子民備感淒涼悲傷，但或許也能激起某種反省，引起社會對他們命運的關注。
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則對眷村人未能紮根土地的現象有深刻反省。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並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都有離開的念頭。這種失根、無根的狀態必然使眷村鬱悶窒息、斫失生機，終至腐朽——“原來，那時讓她大為不解的空氣中無時不在浮動的焦躁、不安，並非出於青春期無法壓抑的**的泛濫，而僅僅隻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而這種浮躁迷惘正和農家子弟的篤定怡然形成鮮明對照。作者還對眷村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作了思考，反複體味和描寫了所謂“濃濃的眷村味兒”。正是這種思索、反省和同情、憐憫同在的書寫，賦予其“眷村小說”深厚的藝術感染力。因為作家對眷村的省思並非對它的背棄，而是著眼於未來，或者說作者想表達的是：封閉式、失根態的眷村已失去生命活力，隻有與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族群相融合，才有出路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