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散文熱”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實踐中一個醒目的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90年代“散文熱”之所以給人留下強烈而深刻的印象，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作者群體與作品數量都異常突出。許多從事詩歌、小說、戲劇、理論創作的作者，甚至科技、管理等領域的文人都趨向散文創作。如果說在80年代中後期上述作者還僅僅是零星地涉筆散文、偶一為之的話，步入90年代，選擇散文這一文體表情達意則成為這批作者自覺的實踐。一時間，散文領域熙熙攘攘，“人氣”旺盛，作品數量也急劇上升。
大眾傳媒（包括報紙、非純文學雜誌、廣播電視等）一方麵由於擴版，一方麵出於散文文體與大眾傳媒固有本性之契合，亦不約而同地對散文“情有獨鍾”，從而導致散文與無處不在的大眾傳媒一樣每日與社會群體如影相隨。這就無形中強化了人們“散文全麵繁榮”的印象。
耐人尋味的是，麵對空前喧鬧的散文創作，理論界卻未表現出相應的熱情與歡迎，而是傾訴了一連串的不滿、焦慮與棒喝。概括地說，在這股阻擊散文熱潮的批評力量中至少有這樣三種傾向頗為典型。第一種是一批緊貼創作實際的批評家，他們從散文文本的具體閱讀、解析入手提出了一係列尖銳批評。諸如，有論者認為，當代散文陷入了以“虛假、虛假、虛假”為特點的危機，“到處充斥著虛情假意，自我標榜，賣弄，炫耀，拙劣的模仿，停留在字句上的善意，搔首弄姿的愛情，甜膩膩的，撒嬌的，嗲聲嗲氣的，吊膀子的所謂女性散文，愣頭愣腦的，使出吃奶之力而底氣不足、捉襟見肘的所謂大氣豪放派”，散文作品在數量上的激增乃是一種“畸形的膨脹，一種病態的虛腫”；[1]還有論者認為，當代散文熱鬧中隱含著“盲點”，顯示的是一種“浮躁和內虛”[2]，寫來寫去“不是‘我的初吻’，‘我’的‘**’，就是‘我’的獅子狗，‘我’的大花貓，從書房、臥房、廚房、病房一直寫到產房和茅房”等。[3]其他不少作家、批評家如汪曾祺、周國平等也都表達過類似的意見。[4]第二種批評以張承誌、張煒等為代表。雖然張承誌、張煒等人的批判鋒芒指向整個文壇的實際，但對全部文學狀況的憤怒與失望無疑包括散文在內。而且，他們的言說均有意識地借助散文這一文體，張承誌90年代的文學實踐則基本上定位於散文，似乎顯示了他們力圖以自己所理解、構建的大散文衝出灰色而洶湧的散文熱潮的包圍。第三種批評主要來自參與“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一部分人。臨近20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與第二種批評相似，這場討論並非單單指向散文，甚至已越出文學層麵指向了整個文化環境。這場討論中所集中針砭的“時代精神發展狀況持續惡化”“價值體係嚴重傾斜、混亂以至崩坍”等病症，其實是從一個側麵說明著“散文熱”的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