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簡稱高考）在1977年恢複不久，筆者結合心理測量課教學，帶領學生開展了對高考的係列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便受到當時教育部主要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和積極支持，連續兩個五年規劃被列為教育部重點課題，筆者還受教育部派遣先後去美國教育測驗中心（ETS）、美國大學考試中心（ACT）研修學習，回國後又被聘為教育部考試中心兼職研究員。
作為考試研究工作者，我對高考從命題到錄取每個環節都做了翔實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在《教育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基於研究成果提出的多項高考改革的建議被有關部門采納，促進了高考的標準化進程。
此外，我每年還應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邀請做高考心理輔導講座，三十多年來，做少則幾百人多至上萬人的輔導報告近千場，聽眾逾百萬，接待前來谘詢的學生和家長不計其數。麵對一張張焦慮不安的麵孔，我深深感到高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生殺予奪之力，甚至能改變人一生的命運，全社會對高考的非同尋常的關注便反映了高考影響之大。作為心理學工作者和考試研究人員，責無旁貸應為考生和家長排憂解難。
20世紀90年代初，一朋友請我去黑龍江某邊遠城市為高三學生做考前輔導，在三所經濟實力較強的中學分別安排了一場講座，另一所條件比較差的郊區中學無力接待，可又擔心自己學校不安排學生會吃虧，於是校長讓高三班主任組織同學自願參加，凡參加者每人交5元錢作為接待費用。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學生立刻打電話到教育局告了學校。事前我對此並不知情。在前麵三所學校講課都是校長陪我坐在台上，到了第四所中學發現教育局局長也來了，校長請局長講幾句話，為學生鼓鼓勁，局長擺手拒絕了，於是我上台開講。講座從中午一點開始，同學們坐在操場上，我一口氣講了三個多小時，接下來回答同學們的問題，字條像雪片一樣飛來，厚厚一大摞，校長念，我解答。天色漸漸暗下來，校長欲宣布散會，同學們齊聲反對，不肯散去，直到晚上6點多，實在看不清紙條上的字了，才不得不結束。令老師們不可思議的是，盡管人很多又在戶外，會場秩序卻非常好，五六個小時竟然沒有一個學生請假上廁所。在校長表達對我的感謝並表揚了學生後，那位教育局局長主動走上台，接過話筒說：“我也要講幾句。同學們！你們知道我今天為什麽來嗎？是你們的一位同學把你們校長告了，說老師讓你們交錢聽報告。我不放心，擔心學生鬧事才匆忙趕來。剛才我聽了教授的報告，這顆心才放下來。我覺得你們校長做得對、做得好！今天誰沒來誰就吃了大虧，你們聽了這一課，高考每人至少多得十分。”我馬上打斷他：“局長，千萬不要這樣說！高考成功主要靠同學們自己的努力，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我的輔導隻是幫助同學們調整好心態，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和應試技能，通過提高心理素質來提高考試成績。每人都多得十分絕不可能，但平均分數有所提高還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