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國子博士，吳師道對古今學術及其流變都非常熟悉和關切。《國學策問》二十四，專門考究戰國諸子，問題涉及老、莊、楊、墨、農、法等各家，而其著重點，則在辟異端之說，以明聖賢之學。[1]不過，吳氏更為重視的，還是宋元義理之學：
三代而上，義理素明，學者習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於人之國家，而治效之盛，非後世可及。吾夫子語門弟子，未嚐及性，而言仁亦無正訓，是時猶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時則已不然，故舉而號於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概可知矣。孟子沒而道無傳，由漢逮唐，諸儒之所誦說，學者之所討論，皆未能灼然有見於道。士生其間，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者，職此之由歟？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奧，煥然大明，家習而人誦，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謂盛矣。其學之所成就，宜可以為聖為賢，出而見於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於三代之上，然較功程能，視漢、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猶可諉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諉乎？豈義理之學，果無益於治歟？抑學者未能實知之，雖知而未能實踐之歟？諸生學於此，將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詬病者得以借口。[2]
這道長篇策問，首先標舉理學道統論，以有宋理學大儒上承孔、孟之道，接續千載不傳之緒，使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奧，煥然大明於後世。宋代理學之成就，本應為聖為賢，致斯世斯民於三代之上，然而其社會功用，反不如漢、唐，其故何在？理學在宋朝多次遭逢黨禁，未能上升為朝廷認可的學術，尚可推說“道之不明”。元朝至皇慶開科，科舉詔書已明確推尊程朱理學為官方學術與國家取士最高準的。按理，本朝政治應超乎宋朝之上。然事實卻並非如此。是理學本身無切於實用？抑或學者於如何學以致用尚未了然？質言之，義理之學對於國家治理，其功效究竟何在？作為一名習學儒道、將以之用世的國子生，是不可不反複講明的。表麵視之，師道是將原因歸結到學者士子自身，然“推言其然”一語，針對“以儒詬病者”而發，實已不僅限於學者一端，而包涵對儒學本身的命運以及與之相關的科舉前景的擔憂。吳氏這種特殊的敏感，實有其深刻的現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