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製度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製度，任何封建皇朝，都不能不重視和講求禮樂。對於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而言，它還具有是否承認和傳承中原傳統文化的意義。元代的禮樂製度，基本創立於世祖時期，成宗、仁宗、文宗等朝，又各有推進。元順帝即位，中書右丞相伯顏秉政，專權自恣，一反仁宗、文宗以來有意文治、推行漢法的政策，排斥儒士，廢止科舉，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等長官概用蒙古、色目人，禁止漢人、南人等執持兵器、習學蒙古文字，甚至請求順帝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1]這些倒行逆施，代表了部分落後、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的意願，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也加速了社會動**。至元六年（1340）二月，順帝在禦史大夫脫脫的協助下罷逐伯顏。至正元年（1341），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掌軍國重事。於是，“悉更伯顏舊政，複科舉取士法，複行太廟四時祭”，“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采取一係列變革措施，史稱脫脫更化。[2]
在元後期的金華學者中，吳師道原以經學見長。[3]他在科舉中以何經中選進士，文獻闕載，目前尚不清楚。然據友人張樞《吳君墓表》，師道有經學著述多種，《易》《書》《詩》皆有《雜說》，《春秋》有《胡氏傳附辨》。[4]禮學雖未有著作，卻有《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即以南宋呂祖謙與元許謙兩家的《儀禮》經注點本相對勘，摘取二者點句的差異疏列，並加按語說明緣由；[5]文集中亦有關於禮的文章多篇。[6]足證其兼通諸經，對禮學亦有相當的研究。師道掌教國子，正值順帝倡興儒學、恢複科舉、推行禮製之時，因此，他的策試考題，自然要與至正初年朝廷的改元更化相因應，而禮樂製度，尤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四十首策問中，涉及禮樂者就有十四首，既探討古代禮製，更規範當世禮樂，直接反映了至正初年的禮製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