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真正地深入生活，應該對生活有確切的理性把握，洞悉生活的深層本質。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不致曲解現實，並能對其有超乎常人的進一步見識。
一方麵，影視作品應該是對生活的一種發現。
“發現”者，即指能發掘出別人尚未感受、意識到的新的內涵。這是一種“創造”、一種“尋找”、一種“追求”。能不能從平凡蕪雜甚至是單調沉悶的日常生活中，“發現迷人的、有趣的、有詩意的、美的、發人深省的和富有教育意義”的內容，是一個檢驗作者是否真正深入生活的標準。而要獲得某種“發現”，光憑細致觀察與熱心領會還是不行的，必須對生活表象作理性剖析，以作更進一步的提煉。
張藝謀執導的《菊豆》，改編於劉恒的小說《伏羲伏羲》，表述的是常掛於地頭打歇兒村民嘴邊的那種獵豔尋奇、粗俗閑逸的傳聞性故事：一個小夥子與叔叔的女人相好，生下的孩子明明是自己的兒子，卻始終隻能以兄弟相稱，令人啼笑皆非。若淺淺聽過，誰會認真對待？誰又會將它作為創作素材並從中發掘出嚴肅的主題來？！而劉恒則不然：“《伏羲伏羲》的聲音來自一位傷感的同時又自以為是的書生，這角色很像那種鄉村常見的土秀才。他在村口的青石壁上銘文，記錄自以為值得記的鄉野事。……他故意寫得幽深而華美。他按照自己的意誌猶猶豫豫地編造了史實和結論。那史實便見超常的偉闊，而那結論也就似是而非地永遠沉思不清了……因為他奢望以土秀才之土來展示一種先進的文化水準……渴望它傳世。《伏羲伏羲》是吃力的鑽牛角尖的聲音，它骨子裏滲透了對人世的哀傷。”在這裏，劉恒委婉地道出了創作題旨：他是以深沉的透視曆史的眼光來剖析這“粗俗逸事”的，他從中“發現”了一般農人“讀不進也不屑於讀”的超常偉闊而又令人沉思的東西——這就是深沉厚重的封建文化對健康人性的壓抑與摧殘，就是被窒息的個體生命在絕望中的掙紮與哭喊！而由此改編的電影更在這個層麵作了濃墨重彩的渲染、展示。……於是，這個幾乎被輕易扔開的傳聞就成就了一部享譽中外的優秀影片。其成功之基，就在於創作者（包括原小說作者和電影編創者）通過對普通的生活事件進行深入的理性剖析，有所“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