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問題可以從兩方麵理解——
第一，從接受美學角度。
正劇之“正”，就在於它通過“正麵”、“直接”的藝術傳達，使觀眾（讀者）獲得既定的內蘊感染。
這就與悲劇不同了。悲劇，是通過美好的或有價值事物的死亡、毀滅，令觀眾（讀者）先產生一種強烈的悲痛震撼，進而再感悟或激發出作者既定的人文內蘊。它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向觀眾（讀者）作傳達。比如我國影片《祝福》，以主人公祥林嫂之死，使觀眾先感受到“悲”，然後才冷靜下來，“悟”出舊中國的政權、神權及夫權是殺害她的凶手；美國影片《末路狂花》，則通過兩個極具生命活力的姑娘隻因為要求正常、健康的人生體驗而被社會所毀滅的故事，讓人感歎之餘，“悟”出作者的本來意旨。
喜劇的審美傳達也如此：它特意使觀眾在觀賞過程中，不斷發出笑聲。讓其在笑聲之中（或之後），漸漸悟得作品的內蘊。比如果戈理的著名喜劇作品《欽差大臣》，從始至終使觀眾開懷大笑，劇中也沒有一個“正麵人物”，但是，觀眾卻能通過這種笑，感悟到作者的真正目的。
如果說，悲劇是以特意營構的“悲”、喜劇是以特意營構的“笑”來曲折地傳達劇作內蘊，正劇便不作這種“迂回”了。生活中往往悲喜交融，於是，正劇便隻將生活的“原狀”藝術地展示出來，使觀眾直觀地、直接地體會劇中的人事情景。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西方“古典悲劇”是令觀眾“仰視”——對其中英雄人物的英雄行為以及他們的悲壯犧牲，產生“恐懼”及對某種“崇高”的敬仰；喜劇則要觀眾“俯視”——對劇中人事采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旁觀者態度，因而得到一種與己隔離的對“他者”的笑嘲。而正劇引導觀眾（讀者）的便屬一種“平視”了——對於觀眾而言，他們所看到的隻是“人類應該是什麽樣子”[1]的樣子，一個比悲劇“更加直接、更能引起共鳴的興趣，以及更為適用的教訓”，一個比喜劇“更為深刻的印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