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東西方都擁有重要的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英國，在歐洲、地中海和遠東的局勢都在惡性發展的情況下，是希望與美國合作形成對法西斯國家的威懾力量的。1936年11月，艾登在得悉羅斯福打算召開世界和平會議的消息時表示支持，並在一份外交部的備忘錄中寫道：“也許它不會成功，但隻要作了努力，並能使獨裁國家遭到挫折，那麽就有益於對世界輿論（特別是對美國輿論）的教育。無論如何，不讚助總統的主張（如果這是他本人的主張），顯然是我們的一大錯誤。”[20]但是要按照美國的既不承擔政治義務又要在其他領域發揮主導作用的條件進行合作，就產生了障礙。
首先，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美國通過了《中立法》並不斷聲稱絕不介入歐洲的政治問題後，英國對美國極不信任。當時英國的政界上層人物往往把美國看成是無可救藥的孤立主義者，而且直到內維爾·張伯倫在1937年5月就任首相時，他們仍然認為美國的政策是遲疑不決的和混亂的。[21]正如20世紀30年代曾多次擔任英國政府大臣的塞繆爾·霍爾在其回憶錄中所說：“不管是對還是錯，我們確實不是對美國的良好意願，而是對美國是否準備把它的那些令人鼓舞的言辭付諸實施，表示深深的懷疑。”[22]即使是主張與美國合作的外交大臣艾登也認為，美國對世界和平所能作出的一項最大的貢獻就是修改現行的《中立法》。首相張伯倫則認為，隻要《中立法》繼續存在，美國就不能對歐洲的穩定作出什麽貢獻。[23]中日戰爭爆發後，張伯倫把未能阻止戰爭爆發的原因歸於美國的政策，他在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寫道：“美國人還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成為世界事務中有益的夥伴。我曾設法試圖使他們幹預中國和日本問題，但是他們太害怕自己的人民了——雖然我認為，如果他們願意發揮作用的話，那是有足夠的機會可以製止戰爭的。”[24]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對美國的和平倡議的價值大加懷疑。張伯倫認為，羅斯福也許會召集一次會議，但是在孤立主義者的壓力下又可能被迫退出會議，從而使英國單槍匹馬地對付德國。他曾在7月28日對美國代辦說：“如果事情隻是〔美國人〕參加進來然後再揚長而去，我寧願〔他們〕幹脆永遠也別參加進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