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美軍司令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和東南亞盟軍司令蒙巴頓分別派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試圖影響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對緬北作戰行動將作出的決定。事實上，在兩個代表團抵達華盛頓之前，羅斯福和軍方決策者已有了結論。史迪威主張緬北作戰行動的觀點得到了羅斯福和美國三軍參謀長的支持，但丘吉爾支持蒙巴頓反對緬北作戰行動，主張經馬來亞和蘇門答臘發起反攻。丘吉爾認為：“但是整個緬甸，不論南北，都離日本太遠。倘若使我軍踏上這條岔道，陷在那裏不能自拔，那麽我們在遠東的勝利中將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相反的，我卻希望將日軍遏製在緬甸，而采用突破或穿過作為荷屬東印度的外圍的那些島嶼形成的弧圈，向前進軍。”[59]
然而，“羅斯福對這個計劃毫無興趣，認為該計劃是迂回的，而且有新殖民主義色彩……史迪威的進攻很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青睞，因為消除密支那的威脅被認為是對超遠程（VLR）轟炸至關重要的，而在呂宋—台灣—廣州三角區的戰役中又需要這個轟炸計劃的幫助”[60]。
此時，一支包括7艘戰列艦的較強大的日本艦隊從中太平洋駛往新加坡，3月8日日軍在緬北主動發起攻勢，目標直指英帕爾並試圖切斷阿薩姆—孟加拉的鐵路交通線。麵對日軍的進攻，英美雙方暫時擱置爭論，史迪威和蒙巴頓都急忙采取行動阻止日軍在緬北的攻勢。4月14日，在羅斯福多次停止美援的威脅下，蔣介石最終命令在雲南的中國軍隊赴緬甸參戰。
就在盟軍迫使緬甸日軍節節敗退的時候，中國戰場的地位卻因太平洋島嶼爭奪戰的快速進展而進一步下降。對美國軍方的計劃人員來說，維持中國繼續抗戰越來越多的是出於政治和心理影響方麵的需要，而非軍事戰略上的價值，美國軍方對占領整個緬甸的熱情在不斷削減。4月19日美國陸軍部作戰局局長托馬斯·漢迪指出：“過去幾個月內，打敗日本的戰略計劃已到了這樣一個臨界點：從印度提供支援而在中國進行大規模陸上戰役，現在看來是不需要了，並且從印度發起一次大規模的兩棲登陸行動以支持向菲律賓—‘福摩薩’—中國海岸線推進，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值得懷疑。”[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