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要理解西歐思想與東歐思想的區別，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從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從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區別著手。天主教精神，即使在最絕望時刻，也不會失控。西歐思想，即使萬物崩潰，也可以憑借托馬斯·阿奎那的理性邏輯而屹立不倒。但東歐並不這樣認為。斯拉夫人直麵生活世界的悖論，在西歐存在主義產生前半個世紀，就已經預見了存在的荒謬性。要理解東西歐洲的不同，最好比較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與馬勒的《悲劇》交響曲。
盡管陰鬱黑暗，風雨如磐，都充滿絕望與神經質甚至有些歇斯底裏，但《悲劇》與《悲愴》，性格差別之大，猶若兩個不同的星球。用心聽的人，都會感到馬勒第六交響曲的風光旖旎，不由自主地跟著連德勒舞曲手舞足蹈。然而《悲愴》會讓我們潸然淚下。《悲愴》以絲毫不遜於馬勒的真誠，斷然拒絕任何精神“超越”，飛馳的意象與瘋狂的能量，抵達心理承受的極端。然而馬勒《悲劇》交響曲徘徊在絕滅的邊緣，但奧地利猶太人馬勒，絕不會像《悲愴》那樣拒絕超生，義無反顧地走向滅絕。
從哲學上來說，《悲愴》以與貝多芬交響曲完全相反的取向，形成交響樂史上的轉折點，以柴科夫斯基絕對真誠的人格，標誌著交響樂的自戕。以此觀照，同樣為“第六”、同以“悲”為名的馬勒第六交響曲，悲而不悲。毋庸置疑，馬勒像許多其他偉大藝術家一樣，超越自我，穿透個人生活的表象，達到偉大人道主義的高度。但是，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已經超前地屬於存在主義甚至後現代。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勒是保守的。
不應當忘記，在馬勒創作第六交響曲時，這位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院長，義無反顧加入為法國猶太人德雷弗斯冤案平反的“我控訴”歐洲行動。馬勒從來不是象牙塔裏的知識分子。馬勒對指揮家瓦爾特、克萊姆佩雷爾，舞台設計師羅勒等，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為了布魯克納作品的出版，馬勒把老師同自己的收入賬戶掛在一起。彌留之際，他還在擔心經常衣食無著的勳伯格的生計。馬勒的一生，是仁者的一生、麵向他人的人生。在這一點上，他與自我中心的柴科夫斯基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