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馬勒、柴科夫斯基各有一部第六交響曲。貝多芬第六交響曲就是《田園》，馬勒第六交響曲的標題為《悲劇》，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是《悲愴》。這三位作曲家，馬勒所處年代最晚。但從思想上講，柴科夫斯基最有現代性——《悲愴》是對貝多芬代表的古典啟蒙運動理想主義、樂觀主義的徹底“倒轉”。
馬勒則試圖挽回自己深知已無可挽回的一切。很多人認為，馬勒比柴科夫斯基更形而上，因為馬勒更加追求“超越”。但柴科夫斯基更加真誠。這不僅是指他對自己真誠，他對歐洲曆史同樣真誠。馬勒拒絕無所不在的絕望，柴科夫斯基拒絕已經虛假了的信仰。馬勒始終是德國浪漫派的最後傳人，對於“救贖”執著不放；柴科夫斯基歸根到底是一位俄羅斯思想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爾斯基、肖斯塔科維奇一樣，認為“救贖”很可能是一場宗教騙局。
馬勒一生的努力，就源自一種使命感——對貝多芬、瓦格納的德國浪漫主義遺產的使命。對這一使命感的悲劇性，他最為清楚：“我的第六交響曲將不斷產生謎團，這些謎團隻有當人們接受並充分消化了我的前五部交響曲之後才能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