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國，對中國人來說，地理上的歐洲音樂似乎不再遙遠。然而旅遊地圖是很能騙人的。特別是19世紀以後，隨著政治民族主義同浪漫主義思潮及所謂民族樂派運動一起蔓延，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以前的歐洲幾乎不可辨認。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地理坐標、以現代民族語言為道說工具，隻能使歐洲音樂麵目全非。
其實，神聖羅馬帝國漫長的解體仍然在進行，隻不過已經從奧地利、普魯士分離，延伸到巴爾幹半島、捷克與斯洛伐克等的分離，但是在純粹的傾聽裏，“老歐洲”仍然生機勃勃——就是那個高度同一性的、前民族國家的歐洲仍然健在，甚至成為大公教會分崩離析後，回到過去的唯一精神紐帶。因此從古典音樂認識歐洲，是通往前現代的歐洲的一條思想幽徑。
現代人很難意識到，盡管德沃夏克被認為是捷克三傑，甚至被稱為捷克民族樂派的領軍人物，但他的真實身份是奧地利上議院終身議員，就像當時的德意誌大都會布拉格一樣，以德語為母語。是奧地利帝國的助學金，一再幫助這位徹頭徹尾的奧地利公民長大成才——因為當時還根本不存在捷克這個國家。捷克人有理由控訴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但是對斯洛伐克人而言，捷克民族國家卻是一場噩夢（《消失的歐羅巴半島——沉思德沃夏克》）。
我們同樣不易發現，貝多芬的法語像德語一樣好。因為“萊茵河南岸”的法蘭西思想對他的一生創作至關重要。貝多芬祖孫三代都服務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科隆-波恩大選侯，在德意誌諸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貝多芬屬於天主教的南方人。而在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家鄉創建了波恩大學後，貝多芬成為哲學係在冊的一名好學生。貝多芬是“人民皇帝”約瑟夫那短暫的貴族改革運動之子，與身處仆役階層的海頓、莫紮特不同，也與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勃拉姆斯不同，貝多芬的朋友們皇室貴胄眾多，貝多芬很多時候看不起老百姓。貝多芬更多的是一個自由派，而非現代人理解的民主派（《萊茵之子與日耳曼啟蒙運動——貝多芬藝術思想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