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上下來，夕陽鋪滿了小鎮，經過校園門口，廣播裏傳來一曲薩克斯吹奏的《茉莉花》，周末學生陸續返校學校電台播放音樂助興。《茉莉花》是首很經典的江南小調，20世紀90年代初由一個叫肯尼·基的美國人用薩克斯將它吹奏出來，使它也像他最著名的《回家》一樣流行起來。情人佇立在樹林間，薩克斯曲就纏綿地繞著他們的身子飄來**去，那時我們正在念大學。那時，我還不知道一位生於1860年叫古斯塔夫·馬勒的奧地利作曲家，《馬勒：未來的同時代人》一書十年後來到我的書架上，書這樣開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波羅的海海濱度他的假期了，”頗像小說敘述模式，同為奧地利人的弗洛伊德以精神治療著名，與從事音樂的作曲家馬勒有何關聯？他為什麽“心安理得地去度假”了？什麽事情讓他不安，現在卻可以心安理得了？既然是馬勒傳記，扯出這位精神分析學家來，可以想見是馬勒的精神出了危機，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危機，果然在行文到第七頁的時候，阿爾瑪身像出現在書中，風姿綽約的她裹在一款輕紗裏，有著謎一樣的眼神（阿爾瑪有作曲天賦，被馬勒限製了），哪怕過了近一個世紀仍讓後來者感受到美的衝擊，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馬勒此番依舊的消瘦，依舊地在音樂裏敘述他的老去和對美的留戀。《第五交響曲》第四樂章小快板、《第六交響曲》第三樂章如歌行板、《第九交響曲》極柔板等都是他們的寫照，阿爾瑪出軌如同一記悶拳將這位50歲的作曲家擊倒在地，與弗洛伊德會晤後一年馬勒病逝。芝加哥交響樂團演繹馬勒《第六交響曲》時表現英雄經曆命運的三次擊打，一名女鼓手拿木槌砸向大鼓，她的迅猛有力給馬勒以徹底了斷。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分離後再聽馬勒是有益的，這好比與一位朋友相處，時間所帶來的距離感往往能使聽者獲取更多樂趣。去年我把聆聽時間給了瓦格納和布魯克納，雖然馬勒的到來遠遠先於後兩者，布魯克納的克製、瓦格納的歌劇色彩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馬勒的不足。馬勒音樂的個人色彩非常濃鬱：當我尋求美時它是美的（《第二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當我尋求迷人時它是優雅的（《第三交響曲》第一樂章“鮮花與野獸的對答”、《第四交響曲》開頭的雪地鈴鐺）；當我悲傷時它是憂鬱的（《第六交響曲》、《第九交響曲》），馬勒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多數人的情感。有人懷疑馬勒的才能，法國作曲家皮埃爾·布列茲是其中一位，認為馬勒太像個指揮家而不是作曲家，在原本十分嚴謹的交響樂領域裏強加了吵鬧混亂的因素，在我們樂迷聽起來如一排排巨浪滾來的樂句被布列茲譏為“陳詞濫調的感傷和吟唱”。當我靜下心來聽馬勒時，會有“情感過分”的感受，我把馬勒放下了，許久後再聽，依然被波瀾壯闊的樂句所打動，馬勒作品有如此魅力：“你想突然、徹底地趕走它們時，它們卻依然存在著。”（布列茲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