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最初以一位文學和文化評論家身份進入我的閱讀視野，《東方學》開啟後殖民理論，回憶錄《格格不入》可以與一部卓越的文學作品，如帕穆克《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相媲美，接著他與指揮家巴倫博依姆的談話錄《在音樂與社會中探尋》一書使得他的樂評家身份明朗起來，音樂論著《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裏將“晚期風格”這個名詞從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處接手後發揚光大，《音樂的極境》則是薩義德另一本談論古典音樂的隨筆，收集了他擔任The Nation樂評期間所寫的文章，向我們敞開了薩義德生前兩個光輝的細膩世界：鋼琴和歌劇。他對文學的敘事完全承襲了歐洲大作家普魯斯特、托馬斯·曼的傳統，他對音樂的闡發則追隨著阿多諾。
細看本書目錄，大有來頭。巴倫博依姆寫前言，這位鋼琴界和指揮界炙手可熱的大腕，與薩義德對談起來優遊於音樂、哲學、政治之上，他以一位音樂界人士的眼光看薩義德的樂評：獨創而富於啟示。薩義德遺孀瑪麗安·薩義德作序，寫丈夫如何愛樂，—給兒子治病期間、痛失母親時仍不忘聽音樂會，目的是讓自己淹沒在輝煌的音樂裏—麵對死亡陰影，音樂帶來的與其說是力量，不如說是沉墜。附錄《巴赫/貝多芬》更像是一篇跋文，麵對正淪落為生意場的音樂界，薩義德搬出最古典的兩位—巴赫/貝多芬，開出一支強心劑：“音樂是最玄默的藝術，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動人、最直表達的藝術。”《音樂的極境》跨越了三個十年：第一部20世紀80年代，第二部20世紀90年代，第三部2000年以後。三個十年最突出的寫作對象是格倫·古爾德、瓦格納和貝多芬。第一部16篇文章，從古爾德、音樂節、理查·施特勞斯、瓦格納、全套貝多芬、莫紮特歌劇等入題；第二部是重中之重，一共23篇，依然是歌劇的天下；第三部最短，隻有五篇，最後一篇《不合時宜的沉思》評論所羅門的《晚期貝多芬》2003年9月刊登，三周後薩義德離世了。標題《不合時宜的沉思》如一句讖語，最出色的“晚期風格”彈奏，像一首鋼琴奏鳴曲從容的小快板，將他帶走，這就是結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