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首詩歌都有她的“鐵幕來鴻”，詩歌總是在“鐵幕的那一邊”，秘密的以我的名字出現在這個夜晚的繆斯，仍舊是那寫錯了收件人的“鐵幕來鴻”（你依舊為我顫栗於那部同名的電影《鐵幕來鴻》）。來自意大利詩人翁加雷蒂的暮靄深沉的港灣的“放下尊嚴在恐懼當中”的浩渺的歎息，或者1935年曼德爾斯塔姆那首經過漢語譯者雙重襲擊的詩句，都有著從鐵幕的另外一端無法傳遞過來的“X檔案”，所以詩歌的一部分，詩歌的真諦不在繆斯手中，也不在詩人那些永遠也寫不出來的詩句或禁忌中，收件人、郵遞員或者那沒有及時出現為你誦讀信件的“猶如女主人公的打字員”即使沒有一個適時出現，那這首無法完成的詩歌，依舊會被還回到我們腦海裏赫拉巴爾所形容的“飄浮的打字機”那裏去。
一直以來就想寫一組關於火車的詩歌，還是在赫拉巴爾1963年的那本小說《被嚴密監視的列車》裏，在每個句子的大雪裏找著那列晚點的列車，但是晚點成了挽歌的層次。是的，縱使死亡本身也偷不出那列火車的乘客名單，在插滿了消防梯子的田野上，我們是遲到者。2011年的9月，那個和我們一起吃飯的現在身在波蘭華沙的國際鐵路聯盟朋友，托人送給我的書法是四個字：“於無聲處。”這名來自非詩歌的發言人，從來沒有聽說過潘德雷斯基的六重奏作品，也沒有買過他的任何一張唱片，他也不聽肖邦，但是他給我的那張狂草，“於無聲處”，是一個延緩詩歌這列著火的列車高速開進舊日鄉愁之田野的緩衝器嗎？這個秋天我買全了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全部中文版本的小說，這就是我的“新生活”，而寫過的詩歌，是我的“舊生活”，縱使那一切依舊被詩歌本身所“嚴密監視著”。
每位詩人都應該有一麵“CD牆”，應該起碼聆聽過上千張的唱片，蘇聯鋼琴家裏赫特在他晚期的鋼琴現場中彈奏出了肖邦音樂裏那極權般的“詞深處的大雪”，而布倫德爾就彈不出，或者如果讓中國女鋼琴家顧聖嬰來彈，可能隻會彈奏出共青團的雪暴，詞的深處在哪裏抵達和晚點，在哪裏有著信仰者的“微光”，或許相對於詩歌，隻有在浩渺的古典音樂裏才能徹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