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希臘開始，西方知識體係中的個體主義導向已初見端倪。它不僅影響了哲學，尤其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西方世界中的分析取向，也浸染著19世紀才開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登上舞台的心理學。
然而，這種形勢正在發生改變。在哲學界，過去的幾十年見證了一種新範式的湧現，它嚐試對人類的共享意圖（或稱為集體意圖）進行描畫。諸如約翰·塞爾（John Searle）、邁克爾·布拉特曼（Michael Bratman）和瑪格麗特·吉爾伯特（Margaret Gilbert）這些有影響力的哲學家都加入了這一行列，並部分揭開了相關活動中涉及的參與方式。而與之密切相連的人類活動雖然從表麵上看充滿了個體主義色彩，但背後的社會關係、文化習俗、規範和製度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決定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本質上，人類獨特心理的深層結構浸染著很強的社會性成分和文化底色。
在心理學界，這種變化由演化取向推動。對比人類及其靈長類近親的演化會清楚地發現，其間涉及的重要差異都源自人類獨特的互動形式，尤其是人類樂於從事的多種形式的合作，其中也包括人類獨具的合作**流，其使得人類群體可以借助合作創造出任何個體所無法獨自創造出的各種事物，這在電腦和摩天大樓這類創造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當然也體現在更為基礎的人類能力當中，如習俗性語言交流和借助道德準則進行的自我調節。
《我們為什麽要合作》以2008年我在斯坦福大學“泰納講座”（Tanner lecture）上所講內容為藍本。當時的講座主要針對普通聽眾，其核心觀點在於，相比其他靈長類，人類具有超強的合作性。幼兒似乎天生就會合作，實際上，成人的社會化引導和訓練並不會在其間起到多大的效果。當然，這並不是說成人的社會化訓練是不重要的，它確實重要，但隻是對那些年齡大一些的兒童。兒童可以不避困難地去幫助別人達成目標，也可以和他人合作以達到共同目標，他們在此類任務中表現出的一般性合作天性並不是社會化訓練帶來的。本書中提到的很多研究都致力於描述人類的這種適應合作的獨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