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嵇康（224—263）與何晏、王弼是同時代人，但過世的時間較晚。阮籍死於景元四年（263），嵇康死於景元三年（262），比何晏、王弼多活了10餘年。正是在這10餘年期間，政治局勢進一步惡化，知識分子麵對魏晉禪代的亂局，備感現實的苦悶，思想精神上也有所變化。
阮籍、嵇康二人的自然論玄學思想是從何晏、王弼的貴無論玄學思想發展而來。從“無”與“有”，“本體”與“現象”，“自然”與“名教”的對應關係來看，自然論玄學與貴無論玄學一脈相承。4人在正始年間也都傾向於將“無”與“有”，“自然”與“名教”相結合。
阮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25]。阮籍早年所著的《樂論》和《通易論》中認為天地自然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以君臣、夫子、夫婦為內容的“名教”效法自然，本身也是和諧的，即便偶有失衡，也可以通過人事加以補救。但是後來，他在現實當中看不到實現理想的希望，隻得縱酒狂歡，逃避現實。可見其放浪形骸原非心之所向，隻是迫於險惡的政治環境才不得不如此。
嵇康亦是如此，早年間寄希望於優秀人物實現理想政治，充滿樂觀的心態和昂揚的情緒。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原來的精神支柱崩潰，其內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思想也隨之發生改變，被迫重新在理想與現實、個人與環境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平衡。如果“名教”出現了弊端，變得不合理，人們就會對它進行調整和改造。早在東漢末年，就有人主張以“真實”來糾正名教中的虛偽，他們認為：“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26]出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嵇康和阮籍拋出了以“自然”為本，以“名教”為末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