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曾指出：“在漢初以來學術與思想的意識形態化過程中，儒學不斷修正其過分理想主義與精神主義的道德中心思路，采納了相當多的黃、老思想為自己建構宇宙支持係統，采納了相當多的法術思想為自己開發製度與法律係統，同時也采納了相當多的數術方技知識為自己建設一種溝通宇宙理論與實際政治運作和實際社會生活之間的策略與手段。”[3]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學者將道家、法家和陰陽家等學說融入儒學之中，其他的經學家群起仿效，紛紛用神學來解釋自己所依據的經典，比如《尚書》有“洪範五行”、《禮記》有“明堂陰陽”、《齊詩》有“四始五際”、《周易》有“陰陽卦氣”，這樣就構築起一套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體係。這場立足於經學的新儒學運動既是一場政治運動，也是一場哲學運動：一方麵它適應了漢代大一統國家的需要，另一方麵它為當時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和理論形態。
從西漢後期開始，儒學當中關於讖緯神學的內容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把古人的宇宙觀念、天文地理知識、星占望氣等技術以及神仙傳說故事，與傳統道德和政治學說糅合在一起。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麵是試圖以理論與經典提升自己的文化等級與品位，另一方麵則是嚐試建立一套囊括諸家、包籠天地人神、貫通終極理想的秩序。它顯示了兩漢時期思想的體係化與標準化傾向，促進了國家神學的誕生。
漢代統治者重視今文經學宣揚的天人感應的神學體係甚於其學術意義，所以今文經學得以長期占據官學的地位。東漢時期，國家政府在解釋儒家經典、掌握思想文化資源方麵占據壟斷地位。先前作為思想和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階層則日益“邊緣化”。漢明帝10歲即通《春秋》，且能通《尚書》，並撰有《五行章句》一部。漢明帝冬日到辟雍講學，得意之餘竟自比孔子，對隨行人員講“我為孔子，卿為子夏”，儼然一副“為人君、為人師”的做派。[4]政治權力擁有者同時又是學術界領袖，催生了一批標準化的解釋，導致了人們對於思想文化的普遍蔑視和固定文化體係的趨附。所以後來有一個叫樊準的人上書抨擊時弊，譴責時下“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的學風。[5]雖然表麵看上去文化繁榮昌盛，可學者們卻喪失了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漢代經學隨之日益僵化，成為一池沒有源泉的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