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董仲舒融合儒、道、法、陰陽五行等學說，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學。這一思想體係適應了西漢大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於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這種新儒學確立為官方思想。此舉奠定了儒家學說的正統地位，使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此後幾百年間，這種以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為特征的漢代經學日趨繁瑣，枝蔓龐雜。麵對東漢末年以降的時代變局，原本為大一統張目的漢代經學體係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於是思想界醞釀出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來取代它。這一新潮流在此後的曆史中日益發展壯大，成長為“魏晉玄學”。
社會思想為解讀特定曆史環境下人的行為提供了參照。如果我們不了解玄學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人，那麽他們的很多言行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以陶淵明為例，其《飲酒·其五》是這樣寫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世人多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千古佳句，卻常常忽略了最後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重要性。莊子曾說：“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1]陶淵明眼前的景像蘊含著什麽“真意”？為什麽詩人又說自己“忘言”？是真的不能用言語來形容，還是他覺得根本沒必要言之鑿鑿？
又比如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以“好讀書，不求甚解”自況，而且頗有自矜之色。此句每每成為後人讀書囫圇吞棗的借口。然而這樣的言語並非出於謙遜，而是對漢儒章句之學的反動，是玄學“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學風的直觀體現。平平無奇的言語中往往蘊含著極深的意味。是以要深究放任曠達的魏晉風度，我們勢必要回到其時代背景及思想當中，方得見識其真實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