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在我國公開出版或發表的文學作品中，翻譯文學（譯作）與本土文學幾乎是平分秋色，二分天下。有的曆史時期，譯作的數量甚至超過本土創作。據我的粗略統計，在20世紀一百年裏，我國出版的外國文學譯本單行本（含複譯本）中，俄國文學譯本有一萬種左右，英美文學譯本五六千種，法國文學譯本四五千種，日本文學譯本兩千種，德語國家文學譯本一千多種，印度文學譯本約五百種。從這些主要國家和語種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就已逾兩萬多種，加上譯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作品，總數可能會超過三萬種。至於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短篇譯文，則數量難以統計。季羨林先生說我國是“翻譯大國”，信哉斯言！而且我國不隻是“翻譯大國”，也是“翻譯文學大國”。特別是近代以降，在所有領域和類型的翻譯中，翻譯文學數量最多，文學讀者幾乎無人不讀翻譯文學。
然而，相對於晚清以來我國翻譯文學的豐富實踐和累累碩果，相對於翻譯文學在我國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和影響，我們的翻譯文學研究遠遠無法相稱。無論是史的研究還是基本理論研究，都遠遠落後於對中國本土文學的研究，也落後於對“外國文學”的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著作與教材已接近上千種，而中國翻譯文學史的著作隻有近幾年間出版的寥寥四五種；各類《文學概論》《文學原理》之類的著作、教材也有數百種，但都以本土文學和外國文學為基本材料，幾乎不涉及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類型的翻譯文學；各種中文版的外國文學史類的教材專書也有上百種，但卻略過“翻譯”這一環節，不提“外國文學”如何轉化為“翻譯文學”，不提翻譯家的作用和貢獻；《翻譯文學原理》《翻譯文學概論》的係統的基礎理論著作更是付之闕如。整體看來，和一般文學研究相比，翻譯文學研究乃至整個翻譯研究還沒有走出狹隘的同人圈子，還沒有融入整個時代的學術文化大潮中。這是很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