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和列維-斯特勞斯沒有延續研究詩歌線性軌跡（閱讀的含義）的方法，而是剖析詩歌的網狀圖形，以便能讓詩歌的豎向應和（對應性、對照），這些應和使詩歌如音階：結尾因此就可以回應開頭，或者某一行詩預示另外一行詩，等等。因此，這些詩句絕對不能僅僅揭示其修辭效果，不能僅僅揭示讀者所感受到的印象，而是要漸漸揭示詩歌真諦。
因此，神秘好像無法穿越。米歇爾·裏法特爾說得非常對，他指出了雅各布森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與他們的大膽結論之間的差異。他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指出無法抵禦對詩歌詮釋的衝動。我不敢確定是否理解，但是我相信在幾乎世俗的分析方法和哲學的焰火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裏法特爾之所以沒有遭受借助詞義分析的指責，沒有掉進詮釋的陷阱，是因為他一下子站在了詞匯的高度：他認為，詞義終究由詞匯決定，應該把它們放置在詞語、修辭和詩學背景中研究。其研究比雄心勃勃的結構主義研究更接近傳統的風格研究，所以更具有說服力。”
“這種身後之大為人愛寵，這種精神的繁殖力，這種達到最高點的光榮，應該不僅僅依係於一些例外的狀況。這些例外狀況之一，便是那和詩的效能結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萊爾在這罕見的結合中得到一個主要的發現。他是生來富於感官而明確的；他是富於敏感的，而這敏感的要求便領導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討；但是如果他並沒有由於心靈的好奇，無愧於在愛德加·坡的作品中發現一個新的精神世界的機會，那麽這些天賦無疑隻會使他成為戈諦艾的一個敵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個高手藝術家而已。明銳的魔鬼，分析的精靈，論理與想象，神秘性與籌算的最新鮮最迷人的配合的發明者，深鑽並利用藝術的一切方法的文學技師，他覺得這都在愛德加·坡身上顯現出來，而使他驚異。這些許多獨特的見解和異常的預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變形了，他的定命因而燦然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