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所處的時代正是文學流派紛爭的時代，他踩著浪漫主義的夕陽，迎著帕納斯派的曙光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他的詩歌不但從浪漫主義中汲取了營養，吸納了帕納斯派的有用成分，更開創了現代詩歌的先河。“波德萊爾繼承浪漫派的傳統，給予詩歌以最崇高的地位，但他與浪漫派詩人不同，不是把詩歌看作純‘心靈’的產物，而認為詩歌與現實有關，詩歌與外部世界之間有一種特殊關係。”[37]排除詩歌的純主觀性，揭示了他與浪漫派詩人的不同，尋求詩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又成為他認可帕納斯派詩人的地方，後者特別強調詩歌的客觀性，要求對外在世界精心描繪，以此來代替對內心世界的展示。這種客觀性有時是對詩歌形式的雕琢，有時是對曆史存在的揭示，有時是對現實狀態，包括自然界的展示。他在浪漫派詩人那裏繼承了消極、憂鬱的情感表述，在帕納斯派詩人中繼承了詩歌客觀性的觀點，更在美國詩人埃德加·愛倫·坡的作品中尋求到了哀婉淒涼、鬱鬱寡歡的詩歌境界。愛倫·坡對詩歌異端的批評在波德萊爾那裏得到了響應。對虛偽的批評和對詩歌的教化功能的批評都使波德萊爾深受影響。
愛倫·坡認為詩歌的最大敵人就是虛偽，其次便是詩歌的教化功能。他認為詩歌應該摒棄虛偽和教化，“我們這樣想：單純為詩而寫詩、以及承認這是我們的意圖，就會是承認我們自己極端缺乏真正的詩所具有的尊嚴和力量。——然而簡單的事實卻是這樣，隻要讓我們內省自己的靈魂，我們立即就會在那裏發現，天下沒有比這樣的一首詩——這一首詩本身——更加是徹底尊貴的、極端高尚的作品，這一首詩就是一首詩，此外再沒有什麽別的了——這一首詩完全是為詩而寫的。”[38]這樣的論斷與波德萊爾的觀點又是何其相似：“詩歌，並不完全是為了探尋自我，責問靈魂，喚醒美好的記憶，它除了自身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它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隻有為了樂趣而寫詩，寫作的詩歌才會那麽偉大、那麽崇高，才無愧於詩歌，才稱得上詩歌。”[39]同時，愛倫·坡對詩歌形式美、暗示性和音樂性的強調以及他在詩歌中所表現的怪誕和夢幻色彩都極大地影響到了波德萊爾的詩歌創作。波德萊爾不但這樣實踐著愛倫·坡的詩歌理論，而且他還堅持17年去翻譯愛倫·坡的作品，狂熱地享受著也許與自己生命體驗接近的坡的作品，也在這種體驗中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詩歌。瓦萊裏曾經這樣論述：“愛倫·坡對於詩的觀念是表現在幾篇論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又是最少論及英國詩的技術的一篇）題名為《詩的原理》，波德萊爾是多麽深切地為這篇文章所感動，他從而接受到一種強烈的印象，竟至把它的內容，而且不僅內容，就連形式本身也在內，也都當成他自己的東西……他把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差不多沒有改頭換麵並顛倒字句，引用到他的《奇異的故事》的譯本的序文中去”[40]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麵表明了波德萊爾和愛倫·坡之間這種水乳交融的關係。瓦萊裏在同一篇論文中進一步論述了兩位詩人彼此的接受與影響：“波特萊爾，愛德加·坡交換著價值。他們每個人把自己所有的給予另一個人；每個人接受自己所沒有的。後者把整個新穎而深刻的思想體係交給前者。他啟發他，使他豐饒，在種種題材上決定他的意見：結構的哲學，技巧的理論，對於現代的理解和斥責，例外性和某種奇異性的重要，貴族的態度，神秘性，對於優美和準確的嗜尚，甚至政治，整個波特萊爾都受到浸染，興感，深造。波特萊爾卻把一種無限的廣袤給予坡的思想。他將它提供給未來。這種在馬拉美的名句中把詩人變作他自身的廣袤，便是波特萊爾的行為，翻譯，序文——這些都為可憐的坡的英靈打開那廣袤並為他確保著。”[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