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雷阿蒙的作品《馬爾多羅之歌》中的第一支歌發表於1868年。從時間上來講，這正是法國浪漫主義方興未艾，象征主義悄然興起的時期。19世紀下半葉，歐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彷徨、苦悶，找不到出路，更希望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獨辟蹊徑。他們否定文藝的思想性，反對文藝的現實性和社會功用，渴望擺脫現實生活的桎梏，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提倡形式主義，否定文藝遺產，拒絕文藝傳統，破壞藝術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法則，反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3]出現了一批以標新立異、詭異怪誕的手法迎合讀者的好奇心，或求助於古籍中記載的或與印象派畫家的幻覺一致的超自然現象作為詩歌題材以刺激讀者的感官的詩人。但這些作品並沒有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莫雷亞斯於1886年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了象征派宣言，但事實上已經有波德萊爾、魏爾倫、蘭波、馬拉美等象征主義的先鋒創作了大量的象征主義作品。因此，韋勒克認為，較為寬廣意義上的象征主義可以看成是從奈瓦爾和波德萊爾到克洛代爾和瓦萊裏的一場法國文學運動。其實筆者以為，通過作品發表年代，來給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定性的方法，應該回避。我們完全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一個發端於愛倫·坡，始於奈瓦爾和波德萊爾，以法國象征派為中心，輻射影響到歐美，波及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國際性文學運動的一個分子。正如洛特雷阿蒙在1869年10月寫給《惡之花》的出版商馬拉西斯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像密茨凱維奇、拜倫、彌爾頓、蘇特、繆塞、波德萊爾那樣歌頌惡。”
麵對靈魂最隱秘的運動，麵對反複無常的悲傷，麵對神經官能症的有幻覺的憂鬱，洛特雷阿蒙選擇了叛逆、反抗，在頗具象征主義現代派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一切傳統的叛逆。他的“反文學性”正如莫裏亞克在出版於1958年的重要文學理論《當代反文學》中所講的那樣，“反文學，也就是從平板拘謹的傳統中解放出來的文學，它被這種傳統賦予了一種貶義，它是永遠也無人可以達到的極端，是自人類有了寫作活動以來所有誠實的人奔赴的一種方向”。在藝術手法上，“反文學與傳統的寫作風格徹底決裂，通過暗示、象征、對比、隱喻、烘托、意象、意識流等手法，揭示了人物內心的奧秘，表現人物的意識活動；在結構上，反文學通過變化突兀或多層次的結構，讓時空變得錯亂不堪。”[4]的確，洛特雷阿蒙正是這樣致力於描寫罪惡、瘋狂、狂妄而且充滿怪誕甚至凶殘的行為。他運用辛辣嘲諷的文字，以黑色小說的手法，將一切都誇張到驚世駭俗的地步，在誇張而狂熱的描述中充滿吸血鬼、死亡、墳墓、殘殺、同性戀、變異、畸形、人格分裂等，表現了一種病態的、反常的審美情趣。通讀全詩，可以看出這是一篇造反宣言，正如詩人在詩中所寫：“我的詩歌就是要千方百計攻擊人這隻畜生以及本不該孕育這種寄生蟲的造物主。”詩中充滿了對人和上帝的強烈憎恨、辛辣諷刺和無情咒罵，文字大膽，百無禁忌。《馬爾多羅之歌》堪稱“反文學”作品的典範，因而被超現實主義者視若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