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波所生活的時代決定了他對浪漫主義、帕納斯派和波德萊爾的親近，他最初崇拜浪漫主義，以帕納斯派為榮，渴望成為一個帕納斯派詩人，也特別渴望能夠在《當代帕納斯》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詩作，他1870年5月24日寫給自己稱之為導師的泰奧多爾·德·邦維爾的信就是證明：“我之所以讓優秀的出版商阿爾方斯·勒梅爾轉給你這些詩，因為我熱愛所有的詩人，所有傑出的帕爾納斯詩人，——因為詩人就是帕爾納斯派，——向往理想之美；因為您是沙龍的繼承者，我們1830年的導師們的兄弟，一個真正的浪漫詩人，我天生愛您。……我也將成為一名帕爾納斯詩人！”[51]蘭波寄給邦維爾的3首詩歌是《感覺》《奧菲利婭》和用拉丁文作為標題的《惟一的信仰》（後改為《太陽與軀體》），他甚至有點低聲下氣地哀求邦維爾，“如果您能使《Credo in unam》（《惟一的信仰》）在帕爾納斯詩群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會高興得發瘋……我將成為帕爾納斯派的末等詩人：這將成為詩人們的‘信仰’……”[52]而且他在寫給德梅尼的書信中，也把邦維爾等人尊為通靈者：“後期浪漫派是典型的通靈者：泰奧菲勒·戈蒂耶、勒孔特·德·李斯勒、泰奧多爾·德·邦維爾。然而觀察無形、傾聽無聲與重新揭示死去事物的精神是兩回事。”[53]蘭波確實在某些方麵把邦維爾作為自己追尋的榜樣，他甚至寫過一首致泰奧多爾·德·邦維爾的詩，以詩歌的方式與邦維爾探討詩歌，並對後者詩歌創作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觀點，這就是《與詩人談花》。蘭波在這首詩裏，不僅表達了對邦維爾詩歌的認同和向往，他對詩人所擁有的“風中的玫瑰，月桂樹枝頭與紛飛樂音的鮮紅！”表示出極大的羨慕，尤其是“當邦維爾先生使之化作血色的飛雪，陌生人的眼光在邪惡的文字中暈眩！”邦維爾詩歌的韻律和節奏以及搭配奇特的色彩、神色寧靜的草原、藍色的睡蓮或向日葵讓蘭波神往。同時，蘭波也直率地指出邦維爾詩歌創作的不足：“可是親愛的，現在，——這是真理——藝術已不允許以長如蟒蛇的六音步詩來描述驚人的桉樹”。但是就這3首詩歌和其他蘭波早期所創造的詩歌而言，其中帕納斯派的影響不見得有多大，除了帕納斯派的少量印記如“肉體，大理石，鮮花，維納斯”之外，倒是在這些詩歌裏，看到了波德萊爾的某些詩歌的印記，如他在《太陽與軀體》中所描述的讓人陶醉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