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索萊爾和讓·皮埃爾·法耶屬於新小說的邊緣作家，他們曾圍繞在《原樣》（1983年更名為《無限》文學季刊）雜誌周圍，不滿足新小說的發展模式，並肩樹立了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的大旗，被稱為“反文學”的舵手。菲利普·索萊爾生於1936年，原名菲利普·若瓦約。1960年，索萊爾創辦《原樣》雜誌，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前衛作家和理論家，他們以雜誌為陣地，提出了許多頗具顛覆性的理論，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思想理論流派——“原樣派”。“‘原樣派’既是一個理論研究團體，也是一個從事文學實踐的團體，他們不僅要求文本理論可以結合文學實踐，而且進一步要求文本理論必須與文本寫作合二為一”。[1]作為“原樣派”領袖的索萊爾提出了“文本寫作”的內涵，他指出，自從有了作家，世界上隻有一本書，這是一本冗長的、連續的、卻無法完成的無名的書。這就強調了互文的重要性。索萊爾認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處在一個或多個文本的結合部，文本與文本之間相互聯係、相互滲透、永無止境。
1965年，索萊爾發表了《悲劇》，這是一部沒有情節的小說，整部作品由64首歌組成。像是一個棋局，用文字和話語去填滿棋盤的64個方格。黑白棋局，“我”和“他”是一對模糊的主體對應關係。“我”不知道我將要幹什麽、過去幹什麽、甚至現在是誰都不知道。在這裏，作家表達了對主體“我”的意義和存在的懷疑，其實也是對傳統小說主體人物的否定。
1968年發表的《數字》更是文本寫作實驗的典範。小說共有四段，各段占文本篇幅的四分之一。第一、二、三段作者采用的是未完成過去時，第四段用的是現在時。小說運用開放性的敘事結構，由一個個斷斷續續的場景推動著情節的展開。由於時空的交錯，讀者看到的隻是一個影像，而不是真實的現實以及現實中的人。這給文本的解讀增加了阻隔，也給讀者留下了各種潛在的可能的意義，增加了文本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