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西蒙發表的《鋼絲繩》力圖運用印象派畫家塞尚表現運動的技巧來描繪多變的世界、對個人痛苦經曆的回憶與對瘋狂世界的敏感，圍繞戰爭和對藝術家職能的思考而展開。他非常推崇塞尚的理論，即要把各種平麵互相重疊在一起，各種物體互相滲透，世界處於一種混濁不清的混沌狀態中。西蒙借鑒塞尚是明顯的。
1954年發表的《春之祭》體現了福克納的影響，開始試驗一種斷斷續續的敘述方式，意識被它力圖理解的事件切斷和吞沒。以表示時間和生活過的時期之間的分離，描寫充滿回憶和外界刺激的意識。西蒙逐漸接近了自己的創作主體。
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相對封閉的中國的批評界開始對法國的“新小說”有了一些認識，一些文章根據從蘇聯文學批評界那裏傳來的結論，批評“新小說”是對現實主義的反動，不認為它代表了文學發展的新潮流。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翻譯界才對新小說開始了盡管滯後，但有規模、有係統的翻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新小說”進入中國的**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西蒙的作品也是在這個年代才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
林秀清翻譯了西蒙的《弗蘭德公路》，柳鳴九主編了《新小說派研究》，為中國讀者提供了研究法國新小說的基本資料，使中國的讀者和批評家初步接觸了新小說的“嶄新理論”，令人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感覺。當時，柳鳴九已經比較客觀地評價了新小說：“新小說派是一個以在具體的寫作方法上力求創新為其主要特征的大文學流派”，而“這樣一個在反映社會生活、社會思想意義上有明顯缺陷的流派，不足以成為文學上的典範與楷模”。[10]如此的評價，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應該說是比較公正客觀的。後來，柳鳴九等人主編的《20世紀法國文學叢書》，收入了格裏耶的《嫉妒》《去年在馬裏安巴》《幽靈城市》《金姑娘》，還有西蒙的《弗蘭德公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