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新小說究竟“新”在哪裏？其基本特征是什麽？這些問題曾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爭議。西蒙在與《快報》記者談話時說：“在傳統小說中，人們總是認為表現時間的經過隻有用時間，我認為這想法幼稚……在我看來，問題不在表現時間、時間的持續，而在描繪同時性。在繪畫裏也是這樣，畫家把立體的事物變為平麵的繪畫。在小說作品中，問題也是在於把一種體積轉移到另一種體積中：把一些在記憶裏同時存在的印象在時間持續中表現出來。”[2]也就是說，在創作過程中，湧入作者腦海的不是某個單一的事物、單一的線索，也不是按時間先後呈現出來的事物、它們的發展線索，而是時間意義已經淡化了的眾多事物。順著小說文本去追蹤各個事件、場景的時間關係，會發現好像是在時空的輪回中，不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早已經曆的一個個“點”（事件、場景），並且從這種角度來看，時間似乎一點也沒有流逝。這種寫法幾乎推翻了小說的時間先後性。過去，人們總是說小說是時間的藝術，而西蒙向這種觀點提出挑戰和質疑。他要讓他的小說像繪畫一樣擺脫時間的限製而成為空間的藝術，把寫小說當做作畫，從三維的角度去描寫小說裏的事件，從而使事件在時空中不斷地被重複。
文學批評界普遍認為，西蒙新小說的“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他強調寫物。新小說派作家反對傳統的巴爾紮克式的小說，它們在語言、故事、人物等傳統要素上，從內容到形式進行拋棄與變革。傳統巴爾紮克式小說以故事及人物命運為主要支柱，而新小說則反對有計劃地安排人物的命運和遭遇，反對刻意地將生活寫成連貫集中、驚心動魄的樣子，反對塑造典型人物。新小說派作家讓故事及人物退居二線，對物的不厭其煩的描寫成為小說的中心；他們認為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以人為中心，一切以描寫人為出發點，從描寫人的命運以及故事情節的需要出發來對客觀世界進行描寫，這樣就使人和物的界限變得模糊，有意貶低物的地位和作用，把物降低到從屬陪襯的地位。就這一點來說，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無法真實地反映客觀世界。新小說派作家采用意識流和虛實交錯、時空顛倒等手法，對物的世界進行純客觀的描繪，重在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誕，他們否定人類世界有現成的意義存在。西蒙認為，相對於物質世界來說，人是渺小而脆弱的，人無法穿透物質世界對人的重重束縛，所以，人所能看到的也隻是事物的表麵，而不能憑主觀感情賦予客觀世界任何意義。因此，西蒙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演說道：“（我）活到今天七十有三，凡此種種，我還沒發現出什麽意義來。除非像莎士比亞以後，我想大概是巴特說的，‘要是世界有什麽意義的話，那就是它毫無意義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僅此而已”[3]。這既是對西方傳統理性主義的反叛，也是對19世紀以來非理性主義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