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世界各地社會商業資本廣泛參與電影投資與創作的語境中，中國電影告別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數量眾多的民營電影公司組成格局的階段，國內電影市場自我繁榮的昨日輝煌已經逐漸遠去。當年的電影照搬蘇聯指令性計劃經營模式，基本取消電影的市場競爭環節，民營影企難以為繼，國有電影製片廠產銷、放映、政企合一，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娛樂化的訴求不再被重視。與此同時，電影創作背負過多的政治宣傳使命，到十年動亂期間，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發揮到極致，政治極大地束縛了電影創作的主體積極性與多元話語的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基本思想確立，中國電影業才和其他行業一同經受市場經濟體製的產業改革，“民營電影”力量也在一片動**與機遇之中，重新回歸中國電影舞台。
（一）改革初期的市場廢墟和文化重構
1978年12月，“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線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全國上下無論是思想觀念或是體製建設都進入一個重思與改革階段。1979年作為極具轉折意義的一年，電影創作開始在反思政治和走出“**”的陰影方麵做出努力。《小花》、《生活的顫音》、《歸心似箭》、《苦惱人的笑》等影片，以十年動亂時期為背景，大膽突破樣板戲“三突出”原則的創作定勢，著力塑造出平凡而又充滿情感的普通人物形象，率先打開了直麵曆史和反思政治的新視野。
改革之初的這一時期，觀念解放和電影創新運動蓬勃發展，思想的碰撞讓電影界呈現出導演群體各展所長、創作與理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多維發展與爭競的景象。以謝晉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國電影人，通過積極的創作表現其道德曆史觀的人道主義追求；以吳貽弓、謝飛等為代表的“第四代”電影人風格紀實，用詩化曆史的散文式創作反觀曆史與現實；以陳凱歌、張藝謀等為代表的“第五代”電影人以較新的藝術表現語言體現他們對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影像本體的探索。從1979年到1987年，“電影彰顯出一段文化重構的艱難而又輝煌的曆史”。中國電影的開放進程與麵向市場的電影選擇，將中國電影逐漸“納入一種前所未遇的全球化語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