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夏，陶行知先生籌辦山海工學團。十月一日，山海工學團在上海市寶山縣之間的大場孟家木橋正式成立。一九三二年秋，又在上海市西郊北新涇鎮陳更村創辦晨更工學團。
陳更村在北新涇鎮西北約二公裏，緊靠羅別根路，是滬西區周家橋工業區的邊沿。在周家橋，集中了許多由日商和中國資本家辦的“豐田”、“日華”、“申新”等大棉紡廠及其他印刷廠，機件加工廠等。這些工廠的工人許多來自北新涇鎮周圍農村。北新涇鎮又是郊區棉花及其他農產品的集散地，水陸交通都較便利。因此，鎮上較熱鬧，有幾家收購棉花的花行。陶先生選擇這樣一個有工人、農民、店員聚居的地方辦工學團，是進行工農教育較理想的地點。
陶先生委派我擔任團長，著手籌備建團事宜。不久，王洞若同誌來上海，陶先生又要他來和我一道工作。陶先生對團內人事不多過問，放手叫我們自己邀請，意思是交共產黨領導。他說：“你們和‘山海’要互相學習，看誰辦得好。”在工作上非常關心我們，支持我們，經常來和我們交談，給予很多指示。有時還冒著危險掩護我們，在經濟上也經常給予支持。後來我又約林迪生、陳鶴亭等同誌來共同研究開展工學團的各項工作。
晨更工學團的房屋，先是在陳更村租了農民張家的五間小平房，不久，陶先生約請商務印書館黃警頑先生幫助，由他在羅別根路上找到一幢兩層的西式舊樓房，樓下三間，樓上三間，上麵還有一小間閣樓。樓前有一片較大的用竹籬笆圍起的院子。這幢房子原是一個資本家的，因長期不用，年久失修，就無代價的借給工學團，這樣，校舍較前寬敞了。
建團不久，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由於共青團中央機關被敵人破壞，有兩個我認識的青年逃到晨更工學團避難，因他們被暗探跟蹤。幾天後，這兩個青年在羅別根路上被捕了。於是國民黨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借口此事要勒令封閉“晨更”。陶先生知悉後，通知我們作好應變準備。他和潘公展進行了說理鬥爭。由於沒有抓到工學團的把柄，潘公展無可奈何地收回“勒令”，晨更工學團得以繼續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