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剛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共中央發表了《對當前時局的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統一”。為了實現和平統一的願望，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等同誌於八月二十八日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和平談判，在機場，受到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熱烈歡迎。陶行知也是歡迎中共代表團的代表之一。經過四十三天的談判，雙方在十月十日，總算簽訂了“雙十協定”。但是墨跡未幹，國民黨便暗中發動內戰；在重慶“戡亂”傳單滿天飛。這樣，便暴露了蔣介石假和平的真麵目，激起了愛國人民的公憤。
不久，在重慶展開了和平與反和平的鬥爭。十一月，各民主黨派成立了反內戰聯合會，呼籲各界人士聯合起來製止內戰。接著便有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昆明的流血事件……陶行知在這段鬥爭的日子裏，都表現出了他的鮮明立場。
十二月九日，重慶各界進步人士舉行了“陪都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難烈士大會”。在這天育才學校的晨會上，陶行知校長向師生講話，慷慨激昂，憤怒地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遊行學生的罪行。最後，他號召師生都去參加公祭大會，並且告訴大家要作好流血犧牲的思想準備。晨會結束，他就率領師生參加公祭大會。在會上，他控訴聲討了國民黨倒行逆施的罪行，並宣讀了他事先寫好的悼念詩。其實，他在參加這次公祭大會之前，也作好了思想準備，在前一天的夜晚，已將自己寫的詩歌全集整理好，交馮亦代先生出版；並且留下給生活教育社同誌和我的遺囑各一份，放在自己房間的桌子上，預備為爭取和平民主而獻身！當時，他在重慶育才學校辦事處，我在北碚北溫泉新亞藥廠工作。
除了留給我的那篇遺囑外，十二月十一日，他又來信說：“九日追悼昆明死難師生到千餘人，甚為悲壯。我於八日連夜將詩集九冊整理完畢，交與馮亦代出版，深恐次日遇險，故於開會前交去，一月內可以出齊。……我曾於九日寫一遺囑與你，另一遺囑與生活教育社同誌，放在桌上給你們，今已順利過去，原稿我自帶去。這次我預備死而不死，今後當尚有為民族人類服務之機會而能與你再見，真是幸福，我當加倍努力，以無負於此幸福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