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膽地、堅決地撥亂反正，妥善地處理了許多曆史上遺留的問題。陸定一同誌在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小組會上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說，1935年“上海黨從中央局到支部完全被破壞。這時，出現了以宋慶齡、何香凝、魯迅、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為代表的非黨的共產主義者，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他們對中國革命是立了大功的”。1983年4月15日，陸定一同誌在另一次座談會上，又進一步指出：當我們黨最困難的時候，做共產主義宣傳，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工作，我們做了，但做得最多的還是這些人。這是對陶行知等人的公正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當前怎樣正確評價陶行知，給予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應有的地位，仍然存在著各種混亂看法。如有的人提出：陶行知“後期，在我們黨的爭取和教育下，積極參加抗戰，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獨裁、反對內戰的人民民主運動，對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但是，他長久堅持的教育觀點和整個教育實踐，占主導地位的始終是‘教育救國論’和實用主義的‘生活教育’思想”。承認陶行知在革命曆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但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則不很重視。
又如，1983年5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教育史》，這是一所師範大學的教育係和研究係編寫的，共九章。在第一章“‘五四’時期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萌芽”裏，把陶行知列入了以晏陽初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的行列。接著的七章都毫不涉及陶行知，好像陶行知和中國現代教育史沒有任何關係。書的最後一章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反動教育和淪陷區奴化教育的批判”，在這樣的章目下，寫了一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看後使人不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究竟是反動教育還是奴化教育？還是對兩者的批判？從該書的內容看，兩者兼而有之。其內容暫且不去管它。但是，這樣對待陶行知有什麽科學依據？這隻能說明在當前我們研究工作中，正確地、科學地、全麵地評價陶行知，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