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中學語文教學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這個實驗，前沒有車，後沒有轍，隻能是摸著石頭過河。打鐵要靠本身硬，教改能否成功，自己本身的素質是成敗的關鍵。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智者，但我堅信勤能補拙；我也清楚環境對我的發展有所限製，但我更相信，隻要有不做誤人子弟的庸師的追求，我就會成為一個好教師。那時，自己的工資雖然才50多元錢，平時生活上省吃儉用，但在學習方麵卻舍得花錢。有一次我花了20多元錢買回一些書來，愛人聽說這些書錢差不多是半個月的工資，她啥話沒說，揭開米缸蓋讓我看，米缸裏幾粒玉米子粒粒可數，當時自己的心裏很酸楚。學校沒錢訂書報，我自己訂了四五種教學刊物，發現一篇好文章，我早晨上班就不騎自行車，走著上學校，邊走邊讀，邊讀邊想著自己的教學。20世紀80年代，可供學習的書刊比較少，隻要聽說誰有一本有關教育教學的書，就是跑幾十裏路也去借來。為此，感動了一位老師，把他保存的一本凱洛夫的《教育學》送給了我。為了練好課堂上的功夫，我主動邀請校內老師聽我的課。我對聽課的老師提出一條要求：至少要指出一點教學不足。時間長了，有些老師請也不來，我就提出，如果哪位老師聽我的課，並能指出一點教學不足，晚間放學就請他喝酒。因而，我們秀水二中就出現了一句歇後語：聽李元昌的課——有酒。後來，“有酒”也請不來了，我就借來一台錄音機，將課堂教學過程錄下來，課後，自己聽自己的講課錄音。以後，外地來聽我課的人有時給我錄像，我就要求他們給我翻製一盤錄像帶，有時間我就找一個有放像機、電視機的人家看自己的講課錄像，研究自己的教學。
有一門很重要的學問，常常被農村教師忽視，那就是農業生產這門學問。陶行知先生曾對農村教師提出過這樣的要求：“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為了向這個目標衝刺，我在燈下啃了好幾本農業大學的教材。這些書從表麵上看與語文教學沒有多大的關係，但實際在教學中卻起到了關鍵作用。因為我掌握了一點農業科學、生產技術，不僅當地的村民在生產上遇到問題向我請教，更重要的是我又發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那裏有無盡的資源可為我利用，使我的語文教學“突出重圍”，把學生的語文學習由生活引入到當地的生產領域。學生們也把語文學習同各學科的學習綜合起來，同當地的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培養學以致用的能力以及綜合各學科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激活了他們的創造力。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感到一個農村教師這方麵的知識和能力，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教學的專業知識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