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麽叫終身教育
我曾經三次訪問法國。第一次是1974年。那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恢複我國的席位不久，召開第18屆大會，我作為代表團的顧問出席了這次大會，在巴黎住了50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會可謂馬拉鬆會議。會議日程大致是這樣安排的：第一階段是全體大會，進行一般性辯論，各成員國的代表團長發表政策性演講，大約開20天；第二階段是分成五個委員會分別討論教育、科學、文化、財務等具體問題，首先也是一般性發言，然後是表決各成員國的提案，大致也是20天左右；第三階段又是大會辯論，約10天。近些年來，為了節約經費，會期已縮減了一半。
我參加的是教育委員會。當時是“**”後期，代表團的任務主要是去“反帝反修”，因此主要力量都放在大會辯論上，另外是會下與其他國家的代表團頻繁接觸，爭取他們的支持。所以不大重視分委員會的工作。
我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接觸到“終身教育”的問題，並且還鬧出了笑話。
開會之前，中國代表團做了認真的準備，在國內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研究各種文件資料。我負責教育方麵的資料。教育方麵的提案有一百多條，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提出要為掃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立項；另一類是提出要為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立項。前者都是一些不發達國家，即第三世界國家提出來的；後者則是工業發達國家提出來的。什麽叫終身教育？使我犯了難。學習研究了20年教育，卻不知道什麽叫終身教育。問問周圍的學教育的人，也說不知道。於是當時就認為，既然都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提出來的，肯定是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我們不能支持。等到表決立項時，凡是掃盲、普及初等教育的項目，我都舉手讚成；凡是終身教育的提案，我都投了棄權票。當時阿爾巴尼亞與我國關係較好，他們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總是回頭來看我，見我舉手他就舉手，見我不舉手他也不舉手。有一次，法國教育部長在凡爾賽宮舉行招待會，招待各國代表。聊天交流時有一位澳大利亞的代表問我：“中國是怎樣解決青年的失業問題的？”我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我說：“中國沒有失業問題，中國的中學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農村有廣闊的天地。”當時覺得立場很堅定，現在想起來都感到臉紅。“**”後我們才知道，196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通過了終身教育的議案，以後，許多國家都把終身教育列為教育改革的課題，並立法執行。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成立了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由曾任法國總理的埃德加·富爾為主席，通過調查研究寫出了一份報告，即著名的《學會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一書。該書詳細地論述了戰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變化，指出學習社會已到來，隻有終身學習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終身教育被列為現代教育的重要標誌。可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國正在大搞“**”，不僅閉關自守，而且夜郎自大，對外界新鮮事物一概不知。1980年當我研究現代生產與現代教育時才發現，其實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說過：“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又說：“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麵流動性。”他指出，勞動的變換是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正因為如此，需要用全麵發展的人來代替片麵發展的人。隻有把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起來，才能培養全麵發展的人。這裏麵就蘊含著終身教育的思想。可惜當時我們天天講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的話並未學懂。不僅是因為我們當時受到“左”的思想路線的影響，還因為我們還處在小農經濟的社會，很難理解工業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今天再來看這個問題就比較清楚了：沒有終身學習，就不可能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也可以理解，為什麽馬克思把人的全麵發展作為大工業生產的生死攸關的問題。